财政在应对外部冲击中大有可为
文章指出，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找到自身发展的确定性，要有战略思维和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守有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中流砥柱，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注重发挥财政的作用。
第一，发挥财政的风险分散机制作用。在应对外部冲击过程中，防风险最有效的方式是分散风险。对于中国经济整体来说，目前的外部风险冲击是完全可控的。但对于局部来说，如果不合理分散风险，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合理分散风险是实现风险综合平衡的艺术，在应对外部冲击过程中，要综合平衡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风险，综合平衡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之间的风险，综合平衡短期与长期的风险。
对抗外部冲击，仅靠政府或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这也是我们讨论“治理”常有的题中之义。财政在调节各种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也是配置和分散风险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财政通过预算、税收和财政政策，可以调节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风险配置关系；通过财政体制，还可以调节政府之间的风险配置关系。财政通过上述风险配置关系的调节，形成应对风险冲击的治理结构，将各种力量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构筑起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防线。
第二，可考虑借鉴“三线建设”思维，强化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建设。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该有多道防御线。与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三线”是地理空间纵深意义上的“三线”不同，我们现在讲的新“三线”是经济形态纵深的概念。从经济形态纵深来看，“一线”是商品市场和贸易，是传统上讲的“实体经济”；“二线”是金融市场和汇率，是传统上讲的“虚拟经济”；而“三线”实际上是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表现为经济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三线”既是“一线”和“二线”的战略支撑，又是“一线”和“二线”的后台系统。
强化“三线”(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财政是枢纽和转化器。增强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表现为增强经济发展动员能力和经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利用财政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化器功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并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因此，构筑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关键要完善基本财政制度，更好地发挥财政的转化功能。
第三，在进攻中防守，利用大国财政“合纵连横”，扩大“统一战线”。变局中危和机并存，世界经济发展有不确定性因素，但也有确定性因素，即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反对逆全球化的。我们一定要在国际经济较量中，争取主动权。利用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优势等，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和贸易相关规则的制定。同时，通过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国家和组织与我们共商、共建、共享。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财政的角度来说，世界各国之所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面临共同的公共风险。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大国财政要主动作为促进形成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经济和财政金融问题上寻求更广泛的共识，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第四，提升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避免“合成谬误”。在防范外部冲击中，关键在于要避免政策失误。政府自身能力不足是政策失误的重要根源，因此需要提高政府的战略定力、风险识别能力，把握政策措施力度和节奏的精准性，提升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防范化解风险，重要的是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无意中触发风险链中的风险点，同时要对风险进行分隔，防止风险传递相互叠加。对政府或财政来说，重要的是观察而不是出手，不是将所有的风险都揽到政府或财政手中。需要做的是观察监测微观领域的风险、个体的风险、各个机构的风险、市场参与者的风险等之间是怎么关联的，他们的交叉传递会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公共风险。发现系统性风险，就要对既有的规则进行完善，通过规则切断风险在链条中的传递，避免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防风险的过程中，从某个部门或者从局部来看，一项措施可能是对的。但是各个部门或者各个方面从自身角度认为是对的措施整合在一起，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则很可能是错的。这就是风险管理的“合成谬误”。避免风险管理“合成谬误”的关键在于，要通过推动相关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风险管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筹，避免防风险“各守一摊”，要分工协同行动，对每个部门出台的改革和政策事项都应该进行公共风险评估，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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