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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黄光国 |
中评社╱题：余英时的“迷阵”与牟宗三的“偏误”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
【摘要】余英时在其成名作《历史与思想》中所提出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之说，根本就是他在1970年代“冷战时期”，为了配合哈佛大学建构“现代化理论”，迎合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需要而刻意打造出来的一套说法，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
2021年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在睡梦中辞世，海内外学术界一片哀悼大声，尊称他为“史学泰斗”、“思想史大师”，大陆学术界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但是跟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体制外历史学者”龚忠武，却公开发表一篇长文，认为他“盖棺而论未定”，批判他是“海外最后一个买办学人”！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真正的史学泰斗，怎么会有如此两极化的身后评价？
一、对“恩师”的评价
对于一个学者的评价，可谓“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龚余两人的关系说起。1966年秋，余英时从密西根大学转聘到哈佛，为罹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升代课，而龚忠武则从台大到哈佛作为费正清门下的一名研究生。两人都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余氏为他的学术事业打拚，而龚忠武则刚入道，为自己的学业打拚。他们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平常接触最多的地方，就是周末到余家打牙祭和每个周末参加围棋俱乐部的棋会。余氏是棋社的常客，所以私下有许多互动的机会。1968、1969年，当时余氏只是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压力。
1969年9月，在龚忠武考博士资格口试时，余氏是他的三位口试委员之一，考他的中国通史，另两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费正清和欧洲近代思想史的Stuart Hughes。余英时考他时的问题是：能不能简单地概括宋代理学家的治学精神要旨？龚忠武就用余氏平时对他讲过，并讨论过多次的六字诀心得“尊德行，道问学”(honor one's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作答，并且沿着陆王内向超越的思路，加以发挥。心中暗想，这是余氏在“保驾护航”！结果口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过关，余英时暗中“护驾”之功实不可没！所以，龚忠武认为余氏可以说是他的“恩师”之一。
“恩师”过世，和他关系如此亲密的门生竟然发表长文，批评他是“买办学人”！这岂非怪事？我从1980年代初期，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便读过余氏的许多著作，当时只觉得他治学严谨，思虑周密，论证翔实，并没有看出任何问题。
2019年春节过后，趁着新冠疫情的“闭关期间”，我回顾自己半世纪的治学所得，撰成“中西会通四圣谛”的书系，准备出版。为了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推动“华人社会科学本土化”，在此之前，我已经撰成《中西文明的夹缝》、《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与《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三本书，委由“时报文化公司”出版。在这样的脉络下，余氏身后重新审阅他的著作，才赫然发现：余英时可以说是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华人学术界“自我殖民”的象征代表人物！
《中西文明的夹缝》一书，提供了析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脉络。从西元十六世纪之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崛起，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纷纷沦为西方霸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之所以能够占有优势，当然有其道理。工业革命带来了进步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繁荣的商业。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劳工和女工遭受剥削的血泪，但崭新的市容和灿烂的街灯，却掩盖了被剥削者的吶喊，让殖民主更加理直气壮。他们深信幷毫无愧色地宣传：由于他们的建设，被殖民者才得以享有比自己同胞更高的文明水平；如果没有被殖民，他们将永远停留在落后状况。
这种思维否定了被殖民者同样具有建设和创造的能力，也否定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力量完成现代化。因此，殖民主义的统治正当性，必然建立在公然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之上。历史上殖民者以“文明”之名大肆屠杀被殖民民族，甚至以之作为炫耀，即源自这种思想。久而久之，连被殖民者也相信了这种说法，演变成“自我殖民”的心态。
二、“全盘西化论”的代表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认定唯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两位“洋菩萨”可以救中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荡之下，最后演变成“全盘反传统主义”，甚至陷入“自我殖民”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余氏号称“中国思想史大师”，他的著作其实正是“五四意识形态”“全盘西化论”的代表。用龚忠武对他的批评来说：“余氏之享誉为史学大师、中国文化思想界之泰山北斗，固然有余氏学术成就作为支撑，但主要还是靠台港海外华人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海外民运分子在政治上大力吹捧、宣扬；特别是，后者亡命海外，亟需找个思想和精神靠山，抱团取暖，以图适存；于是遂推崇余氏为民主导师、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斗士、反共的急先锋等。于是，余氏声名，超越华人学术界，而在华人社会鹊起，大有誉满天下之概。而洋大人也趁机炒作，遂对一个倾心向化的著名华裔学人如余氏者，如获至宝，呵护备至，授以各种学术荣衔，以便将余氏塑造为海外华人民主自由人权的偶像、灯塔。”
这个说法，基本上我是同意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里，龚忠武又说：“平心而论，余氏作为一个学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确用功很勤很深很专。余氏博采西方的先进学术成果，例如卡尔·贾斯帕(Karl T. Jaspers)的‘轴心时代’观念、西方的反智论、韦伯的宗教伦理观、历史心理学等，在他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学养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明清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史，堪称巨构；其中的确提出了一些大问题，有助开拓文化思想研究领域的新视野。所以，对于余氏，就学术成就而言，应当就事论事，不能以人废言，而应将他的政治与学术分开对待：政治上是个买办，学术上确有发人所未发的一家之言，有insights与vision，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之研究。”
坦白说，这个说法我完全无法同意。在我看来，余英时的政治与学术是无法切割的，他的政治态度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又回过头来，支撑他的政治态度。在《辛丑元年祭》中，龚忠武说余氏是“海外最呕一个买办学人”，这一点，我也无法同意。在我看来，像余氏这样的“买办学人”，不仅在香港和台湾到处可见，即使在中国大陆，余氏的“粉丝”恐怕更为普遍。
因此我决定以余氏最为畅销的名著作为对象，在香港《亚洲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每周一篇，深入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我很清楚地表明：余英时已经过世，这一系列文章的对话对象，不是余氏本人，而是余氏在海内外的“粉丝们”。
三、史识史才，天下景从？
这一系列文章从八月底开始刊登以来，余英时的“粉丝”们没有任何反应，却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月八日，“第四届社会科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在彰化师范大学举行，一连三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五百多人报名参加这次视讯会议。开幕式颁奖先给四位“思源学者”，接着举办“思源学者论坛”。我忝为今年度的受奖人之一，轮到我发言时，我先介绍另一位受奖人叶启政教授的著作《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极力主张：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界必须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成社会科学理论，来和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对抗。
另一位“思源学者”受奖人王邦雄教授发言时，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许多名言。在接下来的讨论时间中，我问他：“你刚才对《道德经》的解释很恰当，也很到位。余英时在他的成名作《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说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反智论’的始作俑者。中国文学界为什么没有人向他提出抗议？”
这个问题像在一潭湖水中丢下一颗大石头，许多人纷纷举手，抢着要发言，还有人在视讯银幕上秀出林安梧教授早先写的一幅“敬悼余英时先生嵌名挽联”：“英奇有余，史识史才，天下景从，故国招魂，虽宾四夷，求道乎诺，时正不测，知几知势，万方争睹，新邦显魄，未宗三教，论学也思。”
这时人在线上的林安梧教授立刻要求发言，他说：写这幅挽联，并不是全面肯定余氏。余英时是钱宾四(穆)先生的弟子，是新亚出身的大学问家。他说他自己的治学方式，是重视“客观的学问”，而不是“求道”。所以上联说：“故国招魂，虽宾四夷，求道乎诺”。他已经归化美国，并不以“儒、释、道”三教的中华文化为宗，所以下联说：“新邦显魄，未宗三教，论学也思”，希望思源学会的学术同道们在做学术讨论时，能够审慎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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