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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第11届至13届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年龄概况 |
中评社╱题：“港区国安法”实施背景下增强香港青年国民意识的多维路径 作者：冯泽华（广州），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摘要】修例风波后，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问题进一步突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但根本性社会问题仍有待解决。当前的治港工作务必以增强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为重点。首先，拓宽香港青年参与国家管理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允许香港青年通过预备役方式自愿服兵役以及鼓励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立法与管理工作是完善其政治观的必要举措。其次，推动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大湾区建设、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创业就业是经济来往的大势所趋。再次，强化国民教育课程建设、加强内地与香港青年学生的交流以及推动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文化交流工作是激发香港青年民族意识的精神纽带。最后，落实香港居民在珠三角九市的公共政策、深化跨境教育合作以及深化跨境医疗合作是凝聚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识的不二法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香港青年（特指中国籍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路径作出了宏观决策，但囿于新冠疫情，许多惠港政策难以实施。如今，内地与港澳疫情有所缓解，大湾区建设有必要提速。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充分体现出中央更加重视大湾区发展，并积极推动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前，修例风波给香港社会造成的裂痕亟需弥补。尽管此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有所缓解，但根本性社会问题仍有待解决。毋庸置疑，增强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方是增强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前提和基础。当香港青年对祖国的归属感薄弱时，是难以主动参与国家发展大局的，因此，在“港区国安法”实施背景下，治港工作务必以增强香港青年国民意识为重点。然而，增强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是一项庞大工程，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均需要采取行之有效措施予以引导，有针对性地培育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提高香港青年国民意识感。基于此，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路径进行阐述，以为相关制度建构提供参考。
一、政治生活是增强香港青年国家主人翁意识的制度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之根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均应适用宪法，而宪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之义务以及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所应履行的义务与应享有的权利，这其中当然包含香港青年。然而，在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中，香港青年作为公民所能参与的活动空间却非常有限，不利于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向心力。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香港青年的政治生活。
第一，拓宽香港青年参与国家管理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如图一所示，以全国人大代表为例，通过统计近3年全国人大代表中香港地区代表的年龄可知，从2008年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2018年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地区代表的平均年龄及年龄中位数均呈上升趋势，由第11届58%代表年龄集中在51-60岁区间内转变为第13届58%代表年龄集中在61-70岁区间内，并且3届人大代表年龄均在43岁以上。同时比较全国人大代表的平均年龄，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平均年龄为52.05岁。①由此可知，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年龄同比全国水平更为年长，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香港公民多为中老年人且年龄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青年难以进入国家权力行使与参政议政渠道内，来自青年的政治呼求、社会需求便难以到达中央级别。另外，就青年群体本身而言，香港社会呈现出“政商互锁”的状态，社会精英在政、商、大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的比例较平民更高，就连具民主选举成分最高的政治机构——香港立法会，亦出现大众权力与精英权力严重失衡的情形，由此可见在青年群体中间，政治话语权亦牢牢把握在精英青年手中，普通香港青年群体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渠道有待拓宽。②因此，应拓宽香港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在选举权方面则应增加选举透明度，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年龄结构，提高被选举群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从法律制度层面拓宽香港青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渠道，鼓励其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图一：第11届至13届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年龄概况）
第二，允许香港青年通过预备役模式自愿服兵役。宪法与香港基本法未将香港青年中的中国公民服兵役纳入制度规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亦未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中，因此，从规范逻辑上，香港青年似乎被暂免服兵役的宪法义务。③然而，从当前的新形势来看，允许香港青年自愿服兵役具有深厚的制度理性。一方面，允许香港青年中的中国公民可自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是宪法与基本法国家统合功能的必然要求。增强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不仅需使其积极行使宪法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还需其自觉履行宪法义务。我国宪法除第55条第2款规定了公民服兵役的义务外，还在第52条、第54条、第55条第2款间接规定了公民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义务，上述义务的遵守需要公民积极作为，包括香港青年在内的全体公民均有此责。另一方面，允许香港青年服兵役有利于壮大香港同胞的爱国主义战线。国家的爱国主义战线并不排斥身处港澳资本主义社会的青年，更无理由排斥拥护社会主义的港澳青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完全放开香港青年服兵役的模式显得十分困难，但可通过建构预备役模式先行先试香港青年服兵役。预备役模式具有结构简单、服役强度较低等特点,容易吸引香港青年踊跃参与。基于现有预备役资源，军事部门除了可在高校军训模式上增设自愿参军的香港学生作为服役的群体外，亦可在现有预备役部队中吸纳内地非在校香港青年或者境外香港青年。
第三，鼓励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立法与管理工作。公众参与立法与管理工作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常态，扩大公众参与度也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要求。在构建区域协调立法工作机制过程中，应开放港澳青年建言献策与意见回馈渠道，建立及时回馈工作系统，完善区域立法资讯公开制度、区域立法动态跟踪制度、区域地方规则制定征求意见机制，让港澳青年全过程参与大湾区立法与管理、多角度监督地方立法与区域立法程序及结果。同时，港澳及珠三角九市政府在加强大湾区的法治宣传推介工作中，要定期举办各种座谈会与茶话会，深入瞭解港澳青年对内地的看法，尤其是探寻他们不敢轻易北上内地寻求发展机遇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创造条件，激发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要让港澳青年有动力、有途径、有能力地参与立法与管理工作，成为大湾区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进而增强香港青年的大湾区居民身份认同。
第四，做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工作的顶层设计。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存在于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想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中，不仅要有基于中华民族本身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制度的认同。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仅是香港青年认同与理解的对象，也是对这种认同与理解进行制度化、体系化保障的压舱石。一方面，出台实施细则。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可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联合出台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细则，统一宣传口径，加强内部互动，避免制度内耗，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重要方向和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保护香港居民权益的立法模式由特别法转向一般法。内地的各项立法应逐步淡化包括香港青年在内的香港居民的身份属性，增加有关中国公民权益保障一般法中涉及香港居民的内容，使香港青年平等地享有中国公民的权利，既消除他们融入内地主流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又降低立法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
二、经济来往是促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物质支撑
第一，推动香港地区以自身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香港经济持续低迷，2016年香港经济增长1.9%。④而澳门经济实质收缩2.1%，主要原因是整体需求欠佳所致。⑤香港地区由于内部需求疲弱以致经济下滑，而“一带一路”建设成为香港当前发展的良好机遇。香港地区要融入国家、世界发展大潮，一方面，应利用好香港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一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优势，香港能够自行制定更为灵活的法律政策以及保留诸如自由港等资本主义制度；二是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既能高效连通内地又能连接海陆、沟通中外。香港应充足利用航运、陆运、空运等交通优势，对接“一带一路”。另一方面，应发挥香港在国际化方面的独特优势。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在金融投资、现代服务、法律制度、专业人才、航运贸易、市场规则、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国际接轨，香港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争取成为“一带一路”连接世界与中国、联通欧亚非整个市场的核心节点，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互惠。
第二，推动香港经济体系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需做好全面规划建设，深化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与融合。囿于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迥乎不同，因而要从完善制度的层面上解决地区间差异问题，以最大程度保留各地区经济地位与经济优势，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全面发展。换言之，在制度设计上理当发挥各自的优势，与此同时涉及到差异问题则要积极打破界限、消除障碍、拆除壁垒。首先，行政壁垒是阻碍三地经济发展的首要制度障碍。一是既要打破行政边界，亦要破除城市本位主义思想，实现资源流通；二是逐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行政规划引导相结合。其次，完善“一国两制”政策，实现经济融合与发展。在“一国两制”政策下，不仅需要三地之间进行体制改革创新，而且需要中央出台政策，进行统一协调。推动香港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湾区建设有助于香港成为科技文化创新中心与高端专业服务中心，对青年个人发展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与世界经济及外来贸易的互动，增加对中国格局中“和平崛起”“共同发展”的瞭解，进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香港经济的振兴亦可为香港青年提供个人生活的改善空间与全球视野的拓展空间，提高自身发展与祖国振兴融为一体的现实可能性。
第三，创造条件让香港青年在港参与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经济往来，并不意味着将大湾区建设等同于香港青年必须要到珠三角九市发展。大湾区不等同于珠三角九市，因而不能忽视在香港即能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制度空间。当前，确实有部分香港青年基于各种原因没有动力到珠三角九市发展，但不能忽视这部分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首先，推出香港衔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专项计画。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支持香港青年在港参与湾区项目专项计画，创造条件鼓励香港青年在港参与其中，同步实现“在港言湾区，在港发展湾区”的政策导向。其次，充分利用河套地区资源。香港与深圳共同在河套地区重启数码港计画，利用香港金融优势和深圳发展科技的经验，积极发展“金融+科技”深度融合的新兴科技。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香港青年到河套地区积极参与创业、就业和实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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