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日贵：全球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依赖性，一些国家想让企业从中国回迁、外迁并非易事。当前应找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病因”，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维护其稳定和安全。
从长远来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短期性特征，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优化，各国企业在链条上的地位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加快向产业链高端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3、应如何拉长长板、补齐短板，提升产业质量，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黏性？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我国应强化和培育更多具有全球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对目前已具备优势的产业链，包括5G、高铁、电力、冶金、建材、机械、造船、家电、轻纺等，应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技术提升工程，以加强和巩固国际领先地位。对于其中的堵点和断点，如芯片、光刻机、系统操作软件、特种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应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一批紧密合作的产业联盟，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力求尽快突破，以巩固我国在全球市场不可撼动的地位。
对于目前尚未形成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链，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产业链，须抓紧布局。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特别是对有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如核聚变、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等，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经费和强度，力求突破创新，抢占全球制高点，争取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盛朝迅：我国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战略窗口期，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全力做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作，夯实制造强国的根基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