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抓紧利用好与欧美在疫情控制上的“时间差”，力争率先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积极调整、主动作为。在经济产业上，一方面全力推动产业转型与提质升级，通过科技研发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口替代，提升在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大力开发欠发达地区，通过投资改善发展环境，释放发展潜力，带动内需规模性发展以支撑总体经济增长。
对外政策上，中国应主动推动区域融合、经济一体化，并把东北亚作为重点。此次疫情防控中，欧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体化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体化经济社会政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区域应当以治理为导向、而非以权力为导向构建地区秩序。
东北亚通过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地区秩序转型，更适合采用东盟模式，即重大决策都是在国家而非地区组织的层面上做出，不能照搬强行“大一统”的欧盟模式。东北亚加强区域合作、以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及地区秩序转型的关键是：一、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二、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三、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操路径。
“后新冠”阶段，中日关系仍将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常态”。“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有新的追求，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有问题又不等于不能实现发展。中日关系将持续改善，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消解。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既要“紧”，也要“稳”，该做的要抓紧做，主动作为，协调合作，推动以双边带周边。但一切应建立在扎实研究、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目标设定要合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以良好愿望代替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