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9日电／经济周期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经济周期和经济趋势（经济增长）不同，即“周期异于趋势”，以美国经济周期模式为代表；第二种，经济周期和经济趋势并不是泾渭分明，经济趋势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也同样会影响经济趋势，即“周期影响趋势”，以日本、欧洲经济周期模式为代表；第三种，和成熟经济体不同，新兴市场各种制度不成熟、对外开放有限，这些都可以迅速改变，进而影响潜在经济增速，因此，新兴市场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经济增长趋势受到的冲击，即“周期就是趋势”。
美国经济周期异于趋势
经典的教科书中，经济周期和经济趋势（经济增长）截然不同，经济周期是个短期概念，受需求影响，可以用Y=C+I+G+NX来表示。经济趋势是个长期概念，可以用Y*=f（A,K,L）表示，也就是经济增长受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等因素影响，对于中国等转型国家来说制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最经典、最常见的经济周期是朱格拉周期。当经济衰退时，市场出清留下高效率企业，这些高效率的企业可能是以前传统产业留下的，也可能是新产生的企业。再加上市场集中度提升、加成定价能力较强以及价格下降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需求增加，这些企业资本回报率较高，开始加杠杆，增加投资，带动经济复苏。由于企业的盲目乐观以及银行的顺周期性信贷投放，企业会过度投资。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成本上升作用下，资本回报率会下降，加上银行收缩信贷以及价格上涨带来的需求下滑，一部分企业减少投资，甚至破产，经济再次衰退。这个过程是自动的，并不需要外力干扰，货币财政政策会加快经济的复苏和衰退。
经济周期会受到经济趋势的约束。当需求拉动实际经济增速上升超过潜在经济增速时，通货膨胀就会上升，抑制需求扩张，此时再加上货币政策加息，实际经济增速将被拉回到潜在经济增速。当需求下降时，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会产生通货紧缩，阻止需求下滑，此时再加上货币政策降息，实际经济增速将上升到潜在经济增速。
美国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分离模式的代表。按照“波谷—波谷”的划分形式，1982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四次朱格拉周期，分别是1982年至1991年；1991年至2001年；2001年至2009年和2009年至现在。每次经济周期也受到了潜在经济增速的制约。1982年至1991年年均经济增速为3%。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拉动下，潜在经济增速上升，1991年至2001年年均经济增速为3.2%，其中1992年至2000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惊人的3.8%。进入新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溢出效应减弱，潜在经济增速下滑，2001年至2009年年均经济增速仅为1.7%。2008年次贷危机后，奥巴马、特朗普政府推行供给侧改革，美国潜在经济增速近几年又有所回升，2009年至2018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速为1.8%，其中2010年至2018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2.3%。
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在2015年出现见顶迹象，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向潜在经济增速收敛，但是特朗普减税又刺激了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速反弹，经济周期拉长。2019年，美国PMI、债券利差等指标显示经济形势恶化，实际经济增速也确实开始下降了，不过美联储预防式降息、重新扩表，经济周期再度拉长。
经济周期难以逃避，但预期2020年美国经济或不会太差，实际经济增速继续向2%的潜在经济增速收敛，并最终在潜在经济增速附近波动。最大的经济支持仍是消费。次贷危机改变了一部分居民的消费习惯，为了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更加谨慎，更加注重商品的价格和实用性。此次经济复苏，美国居民没有加杠杆，未来去杠杆的空间不大，消费增速大幅降低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整体保持平稳，即使出现调整，大幅衰退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如果其他因素引起经济金融危机，那是另一回事。
在降息的刺激下，新兴市场出现复苏迹象，全球制造业PMI持续回升。美国经济主要依靠消费，新兴市场复苏对美国的溢出效应可能有限，但是对日本、德国的影响或许会大一些。需要警惕的是，近期全球PMI的回升，可能只是降息刺激的结果，而非经济周期向上。
日欧经济周期影响趋势
经济周期和经济趋势不是割裂的。经济趋势影响经济周期自不必多说，技术进步、劳动力增速上升会提升资本回报率，带动投资扩张；新产品、新工艺带来新的消费体验，有助于摆脱边际消费效用递减，拉动消费。经济周期也同样会影响经济趋势，这是经常被忽视的。“长期停滞”理论就是从需求端解释长期经济增速下滑的。一方面，需求不足导致消费、投资低迷，影响企业盈利，企业减少研发和固定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速度放缓；另一方面，需求不足导致工人长期失业，他们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供给，最终潜在经济增速下滑，这也被称为“磁滞现象”。
潜在经济增速下滑意味着自然利率下降，甚至为负值。为了刺激经济，货币政策利率要低于自然利率，低利率、负利率成为常态，这也是“长期停滞”的一个特征。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之前，负利率存在下限，货币政策也将受限。政策制定者被迫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
“长期停滞”理论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政府发挥功能财政作用，进行逆周期调节以及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需求会增加，进而企业盈利改善，企业便加大研发以及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投入，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同时，企业盈利还会带来居民就业和薪资的增加，进而带来消费扩张，这进一步改善企业盈利。如此形成正向反馈。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积极财政政策。既然受制于利率下限，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耗储蓄，带动自然利率上升，并高于货币政策利率。如此，传统货币政策便开始起效。
1991年之后的日本是这种经济周期模式的代表。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股价大跌，居民、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抵押品价值缩水，银行坏账增加，信用收缩，经济陷入“长期停滞”。金融危机后的最初几年，日本货币和财政政策并不是很积极，错失了救助经济的良机。而等监管层意识到问题，量化宽松、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轮番登场，但仍难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日本企业杠杆率直到2005年才开始微弱的加杠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再次下滑，整体上仍在延续90年代初以来的下滑趋势。最终，日本1992年至2018年年均经济增速只有0.7%。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低迷，年均CPI增速不到0.3%。
欧洲经济内部差异比较大，整体上也可以归为这种模式。这种经济周期模式，打破了人们关于经济周期是短期现象的固有思想。教科书中，经济周期是短期概念，经济增长是长期概念，代表国家是美国。对于日本来说，经济衰退后，资本负债表无法修复，长期通货紧缩，甚至影响了经济增长趋势，经济周期就变成了长期现象。
经济发展带来的老龄化，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很难逆转。老龄化带来的需求下降，会抑制投资、资本形成。老龄化还会带来储蓄率的下滑，财政政策也会受到约束。这样，经济便进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长期停滞”状态。
依靠科技革命走出“长期停滞”，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况且，由于老龄化、科研经费不足等原因，日欧的创新能力有限，需要美国的技术外溢。
由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大，也比较有效，新兴市场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2019年降息的刺激下，新兴市场经济出现了好转迹象，这会带动日本、德国等国的出口上升，阻碍经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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