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就是趋势
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速变化缓慢，经济波动主要是来自需求端，但是对于中国等转型经济体来说，各种制度还在完善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制度等供给端的变动，也就是潜在经济增速的变动。在日本，经济周期不再是个快变量，在转型经济体，经济趋势不再是个慢变量。
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并不能完全自动出清，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经济周期。中国企业扩大投资基本上是因为，制度改革引起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资本回报率提升。企业加大投资，拉升实际经济增速的同时，资本存量增速也会上升，从而进一步拉升潜在经济增速。此后，随着改革红利消退，加上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投资增速下滑，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都会下降。
因此，中国的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趋势的波动，即“周期即趋势”。同时，中国这种转型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速不是慢变量，又由于市场无法完全自动出清，经济周期的启动取决于供给侧改革，即“趋势即周期”。
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都是改革周期。第一轮经济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是完完全全的帕累托改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放权，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资源配置效率迅速改善，带动投资增速上升，这进一步拉升潜在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走上追赶道路，每个人的福利都在提高。当然，放权带来的投资过热，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此后宏观调控政策收紧，加上改革的刺激效应减弱，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周期进入下半程。
第二轮经济周期是1990年至2000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同一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无法和民营企业竞争，但是又不能自动出清，中国通过国有企业破产重组等形式，人为地进行市场出清，这也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腾出了空间和资源。很快，再次投资过度扩张带来产能过剩，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周期进入衰退阶段。
第三轮经济周期是2000年至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配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投资增速再次回升，并拉升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加入WTO至2008年次贷危机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次贷危机之后，中国虽然进行了几轮刺激，但是由于改革红利消退，激励机制破坏，“后发优势”减弱下技术进步放缓，人口、环境、资源约束增强，实际经济增速无法摆脱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
2019年三、四季度GDP增速降至6%。始于2020年春节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经济短期的下行压力更大，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速？
首先，激活资本市场。过去稳增长通过房地产将全社会资本集结，转到地方财政，加大基建投入，2019年中央已经定性：这种模式不具有持续性。那么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我们发现通过资本市场，全社会的钱投向企业，市场活跃，再融资、IPO就会增大，与此同时VC、PE市场就活跃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股市也出现过互联网泡沫，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泡沫破裂之后产生了一批科技网络巨头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引导全社会资金投资到实体经济中去。资本市场发展了，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这一市场中来，会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可以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同时，还可以改变消费者预期，对拉动消费者信心起着积极作用。
其次，加快城镇化拉动内需。中国在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7.871亿人，然后劳动力人数出现了下降，2018年劳动力人数降为7.86亿人。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9.58%，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3.37%。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还有释放空间。我国的全国人均耕地要高于荷兰、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荷兰人均耕地为0.061公顷（0.92亩）；日本人均耕地面积为0.033公顷（0.50亩）；韩国人均耕地为0.029公顷（0.44亩）。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具有提升空间，劳动力也有可能会出现再次上升的情形。在城镇化的拉动下，中国可能再次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制度改革。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更强，高收入人群的国内消费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了，消费倾向比较低，怎么让有钱人的钱转到没钱人手上？我们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低收入群体一方面拥有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拥有土地资源。而高收入人群有钱但缺乏土地资源，那么未来可以考虑低收入人群用土地资源与高收入人群做交换，这就需要从土地制度着手，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进程。
总之，和美国不同，中国的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趋势的波动。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经济趋势扭转并不困难，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快速改善。一旦经济趋势扭转，企业资本开支周期也将向上启动，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周期，迎来“真实繁荣”。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潘向东、刘娟秀、邢曙光（作者单位：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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