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APEC”会员体国家和地区肆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严格的防疫境管措施，因而其领导人以及其他与会者，都不可能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出席各种会议，尤其是最为触目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而东道主马来西亚就决定该以视讯方式进行。实际上，就连今年度的联合国大会，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的环节，各会员国的领袖的与会及发言方式，都是以视讯方式进行。而今年五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就更是开了视讯会议的先河。
在台湾当局的眼中，“视讯会议”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难得机会。因为各会员体的领导人无须亲到马来西亚的主会场，只是在各自国家或地区设置视讯会议分会场，这就在政治上和技术上，让台湾当局认为具有了由蔡英文亲自参与的籍口：在政治上，蔡英文没有机会与会员体的领袖们直接接触，更不可能与各国各地区的领导人“排排企”大合照，当年“西雅图模式”的动机之一，避免台湾当局领导人与各会员体的领导人直接接触，就“自然消失”。在技术上，因为中华台北也是“APEC”是会员体，也将在台北设置视频分会场，这就给蔡英文出席会议并发言，提供了在地参与的便利条件，而不像以往历届那样，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因为接不到东道主的邀请函，而不能启程前往主办国出席。
就技术层面而言，台湾当局的籍口似乎“成立”。因为“APEC”与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不同，台湾当局不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体，因而无权安置其视讯会议的分会场；而台湾当局是“APEC”的会员体，按照大会规则必须安置视讯会议的分会场。按照台湾当局的逻辑，既然“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分会场就在台北市，人在台北市的蔡英文，也可以出席。
但在政治上，台湾当局的这个籍口，完全不能成立。实际上，“APEC”既然是政府间的国际性组织，就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因而在台湾当局参与的问题上，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加入的身份地位问题；其二是台湾当局出席会议的代表资格及举办相关会议的资格的问题，这又再分为“双部长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入会资格问题上，一九九一年二至十月，中国政府代表就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三方加入问题与“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高官会主席、韩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时荣进行了六轮谈判与磋商。十月二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同李时荣签署《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台湾、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实体以“中国台北”、“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同时加入“APEC”，台湾当局只能派主管与“APEC”有关的经济事务部长参加会议，台湾“外长”和“副外长”不得与会，也不能承办“双部长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