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默：这些机构设立的时候是西方机构，如果现在中国人在出资和贡献方面占据最大份额了，可能会要求附带什么样的条件呢？例如，在这些组织负责人的任命上拥有更大发言权，或者改变投票权和份额，或者是还贷方式和附加条件？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崔天凯：不同组织拥有不同架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基于成员国的认缴份额，因此如果我们贡献更多，投票权自然更大。对于联合国而言，所有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联合国大会，中美两国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有一票。当然安理会不是如此，我们是常任理事国，有更大责任也确实需要贡献更多。但中国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得到广泛遵守。如果这些原则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落实和尊重，仅就自身而言，我们并没有更多别的“追求”。
布雷默：显然，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崔天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做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