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默：您已多次提到，我知道您已清晰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我们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来应对，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您认为中国具体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国际协同应对？
崔天凯：你说得对。当然，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对你提出的G零观点进行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尽管我认为我们早就该觉醒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觉醒、还能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来付出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面向21世纪乃至未来的国际治理体系了。
同时，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布雷默：我要问的是，展望未来三五年时间，正如您所说，一些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任务，这个论断很直接，那您认为这些机构经过改革之后会具备足够能力吗？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架构，来自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您认为我们将沿着这二者中的哪一个方向走下去？
崔天凯：坦率地说，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对其成员国的需求和愿望进行及时有效回应，我指的不仅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成员国，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否则，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对现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
布雷默：我们来说说美国和中国，显然这两个大国有能力实施刺激性措施，确保我们度过这场经济危机。您和我都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准备筹集大量资金，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避免其走向崩溃。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最糟糕的经济状况时，是否应该期待中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更多资金，为缓解危机做出贡献？
崔天凯：事实上，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特别是过去十年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我们增加了对这些机构的出资，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贡献在增加，正竭力为国际社会做更多事，因为我们坚信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紧密相联，休戚与共。当然，也希望美国能继续做更多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