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西文化中的“理”
因此，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以及“中西会通”的问题上，他藉助《庄子·齐物论》上的说法“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将超越的“理一”和现实的“分殊”视为“两行”，认为“两行之理”是儒、释、道的共法。西方哲学在“解除神话”（demythologization）之后，应当也可以用“理一分殊”来加以理解，这样就可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解决中西会通的问题（姚才刚，2014）。
这个观点跟本书的立场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儒、释、道“一行”谈的是“存在之理”；科学哲学演化系谱的另外“一行”则是在析论“形构之理”，两者固然都可以用“理一分殊”来加以理解，作为其“终极关怀”的“理”并不相同。这“两行”分别代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要谈“中西会通”，必须弄清楚这两个“文化系统”的形貌特色，不可将两种混为一谈。
五、结论：中西会通四圣谛
1992年2月，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举办的“文化反思研讨会”上，余英时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在论及“知识分子与文化边缘化”时，他说：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他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其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务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使他们可以理解。哲学家为了改变洞中人的黑暗状态，这时只有叫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着他指示的道路走。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力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