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辞世之后，曾经替他出版过十五本著作的联经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学界、知识界、出版界人士，为他出版了四本纪念及访谈文集。由此可见，余英时人脉之广，影响之深。可是，同样在这半年之内，张友骅出版《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叙说他跟国民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卢建荣也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和《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批评他为人处世的双重标准，是台湾最大的“学阀”。
张友骅是台湾著名的媒体名嘴，卢建荣是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过。他们书中所谈余氏跟国民政府与美国情治机构“台面下”的关系，并非我所关心，我也没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对于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却不能轻轻放过。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龚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学，认识余英时，两人经常讨论《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余英时担任他博士资格考的口试委员，并曾经以此相诘。显然余氏十分重视何谓儒家的“君子”。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的是：不论从“尊德性”或“道问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双标”的学者，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吗？
余氏号称“史学泰斗”，他辞世后，大陆学术界一些人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余氏著作对于中国学术影响深远，我们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帮”的政经体制之下，他跟他的帮派到底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典范”？
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篇学术论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学术是可为“公评”之事，任何人都可能从不同的立场予以评论。尤其是像余英时这样的“史学泰斗”，我们更应当用最严厉的尺度，仔细予以检验。因此，在后续的一系列论文里，我将先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然后以我自身的体验，进一步批判哈佛大学英克勒斯的“现代性”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