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的主要活动是在一套固定的科学标准下，将心力集中在特定的范围，精炼典范，加速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中的解谜活动，其答案经常是在预期之中的；解答常态问题，通常祇是用一种新的方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样的工作必须超越各种观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或研究工具上的障碍。在内容上和在时间上，常态科学都占据了科学活动很大的部分。这时候，科学家的主要研究动机在于他相信：祇要我够高明，就必定有解答。
在1970年代，余英时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哈佛并“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于是回到柯灵乌的历史哲学，集中全力，用他“先验的想像”，建构出他的核心理论“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这时候，有没有人觉察到他这种“历史的建构”方式有问题呢？有的。这个人就是和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龚忠武。
三、“哈佛帮”的危机与中国学
龚忠武《在哈佛的激情岁月》一文指出：
1968年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许多美国大学生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不疑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都面临信任危机，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一时之间，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突然变得一无是处，都出了问题！
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美国人花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他们基于学者的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战泥沼的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美苏两极僵硬的反共反华冷战思维，是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围堵中国理论的主要构成部分！
从孔恩的理论来看，这时候“哈佛帮”建立的理论已经面临了“危机”。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哈佛帮”的理论是代表主流价值的“常态科学”，反战学生的观点，则是必须被设法“摆平”的“异例”。更清楚地说，由于常态科学是由某种典范所宰制，典范总是受到绝对的信赖。但它与实践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异例”。“常态科学”的主要工作，便是经过恰当的调整，来解决这些反常的异例，以使典范不受损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