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23日电／12月12日至14日，2019中国城市论坛“中国城市发展70年及浙江高质量城镇化之路”在宁波召开，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共谋我国城市发展新未来。
70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我国城镇化将进入减速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将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主体形态。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我国还有较大的城镇化发展空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下一阶段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思路。
城镇化宛如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70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后，城市发展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适时归纳70年来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基本特征与经验、剖析新趋势新问题，对于更好推进新时代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意义重大。12月12日至14日，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宁波半边山投资有限公司于宁波共同主办了2019中国城市论坛“中国城市发展70年及浙江高质量城镇化之路”，在论坛上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共谋我国城市发展新未来。
制度创新是我国城市发展取得成就的重要动力
当前，我国已从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跨越至以城市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发展成就巨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制度红利，而制度红利释放的原动力又来自工业化的拉动与改革开放的放大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研究员同样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来源于制度及政府行为，这一驱动因素带来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微观层面的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从不同层面为城镇化推进提供了支撑条件。
我国城市发展未来仍存隐忧
潘家华认为，在进入城市主体社会以后，根据制度红利的释放速率与效应，我国城市发展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红利空间日渐减少。
此外，城镇化中前期所积累的大量问题和矛盾可能集中暴露。李善同认为，我国城市化中前期所积累的矛盾在城市化的中后期将表现得更加尖锐。在社会融合方面，城市内部的二元矛盾尚未解决；在城市建设方面，尽管中国城市没有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但有1亿多人还生活在棚户区；在资源环境方面，土地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在财政金融方面，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的城市建设融资模式已不可持续，所隐藏的地方债务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隐忧。
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教授则从城市绿色发展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城市发展存在三大矛盾，即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污染严峻、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经济总量扩张与资源有限供给、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需求与政府不尽理想的优质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将贯穿于我国城镇化的全过程。
城镇化将进入减速、绿色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未来，我国城镇化将进入减速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将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主体形态。
城镇化推进速度放缓是客观规律。李善同通过多种方法对我国未来城镇化水平的预测结果显示，21世纪中叶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5%至85%，中国还有20年的城市化推进空间，但提升速度有所放缓。
绿色发展是未来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沈满洪认为，城市绿色发展将进入高低层次需要并存阶段。基础性需要是指满足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属于“浅绿色”发展层面，高层次需要是指满足生态环境审美需要、维护生态环境权益需要，属于“深绿色”发展层面。当前中国城市建设正处于“浅绿色”发展与“深绿色”发展并举的阶段，并将转向“深绿色”发展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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