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政治上，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软性权威主义 ”统治，或称“行政吸纳政治”政策。“行政吸纳政治”是指殖民政府以各种荣誉性和实质性的任命将华人社会的精英分子 “吸纳 ”到行政机关中去，旨在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从而强化殖民统治的“认受性”，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不受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行政吸纳政治 ”一方面培植了香港本土精英，减少了港人反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疏远了本土精英和中国内地。香港回归之后，英国政府秘密给予众多港人精英英国国籍的计画也是其政策的延续。
(三)“社会构建”说
“社会构建”更接近当代政治学共识的一种看法。人不是一出生就拥有完整的身份组合，也并非纯粹政治手段，政治认同的建构不自上而下，也不自下而上，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里亲身参与和经历各种社会过程而构建出来的。这也最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的观点。
香港人政治认同的成长历程以七十年代为分水岭。七十年代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只存在于精英阶层，七十年代后，香港土生土长的“婴儿潮”（baby boomers）一代成长，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香港总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已占主体。香港人的身份因为香港经济腾飞，加上粤语流行文化——包括电视、电视剧、流行曲等而变得强势，这一代香港人视香港为家，独持的身份认同开始成形。建基在与中国大陆的不同，中国大陆开始成为香港人眼中的“他者”。香港的繁荣稳定，对照中国大陆政局的动荡，使这一认同更加强化。
八十年代，香港股楼齐飞，经济成就令香港人相当自信。香港身份认同在七十年代萌芽、酝酿，八九十年代则急速巩固。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开放改革，依靠香港，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有相当强的自信，认为自身与大陆人不同，并且有能力为大陆带来发展。当时大陆的态度是，欢迎香港教导他们如何现代化，所以巩固了香港人的自我认同。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1984年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后，更加强化。这期间，大部分民意支持继续接受英国统治。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并决定1997年香港主权交回中国。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波强化了香港人的难民心态和本土意识；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禧事件”、“公务员薪酬”运动、“文凭教师薪酬”运动、“反对公共事业加价”运动等社会运动也扮演了本土意识的催化剂。
回归后的二十多年间，陆港两地地缘出现变迁，两地交往密切，“双非”儿童、奶粉水客等社会问题因此出现。经济地位的转换，香港不再是大陆的“老师”，中国的城市中香港也不是一枝独秀，面临着沪广深等内地城市的竞争压力，香港人原本优越的心态受到冲击。香港与大陆之间“陆港冲突事件”频发，“特首选制争议与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港人抵制各类“国情教育”与“占领中环”、“反送中”等抗争运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都有政治操作痕迹，也都显示陆港两地在身份政治上摩擦愈加明显，香港的本土意识开始出现一些异化的倾向。
四、对港人身份认同的审视与反思
(一)应理解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本土性
香港身份认同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源流。在自然原生的历史和地缘条件下，香港人接受了殖民者有意为之的身份教育，也走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与荣辱，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回归后面对一个新的管治主体，香港人矛盾的心理使其本土性的认同更加强化。面对这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认同，我们需要用理性的认知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这种认同及其产生问题，尊重其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本土性。但是对于本土性中的民粹主义成分要防微杜渐，不要因为问题的非紧迫性而麻痹大意。在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下，政客往往利用多元身份对立而获得选票可以作为未来香港政改的前车之鉴。
认同问题应然具有一定的等级次序。国家和地区如果形成二元对立或者模糊的状态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就存在多元关系中的二元对立现象，一部分人对于“香港人”与“中国人”身份关系理不顺。这个问题虽然不是主流，但是不加以注意的话，其必然会产生政治危机。身份认同对国家的构建十分重要，没有身份认同就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政治共同体。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错乱，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政体的安宁将是巨大的隐患，甚至是颠覆性的，这个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上，对于地方政权也是同理的，“没有大家，哪有小家”，道理不言自明。
身份认同也可以成为社会运动的助推剂。回归以来“反23条立法”、“反国民教育”、“占中”这三场最具对抗中央管制的社会运动登场，在这些对抗中央管制的运动中，“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成为了一种话语工具，以极端本土意识为代表，宣扬其所谓的“本土性”，“港独”意识抬头。这其实是绑架了大多数港人的身份认同，因为大多数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二元共存，等级分明的，但却是“沉默的大多数”。身份政治被视为特定群体藉以实现对文化的认可和尊重的一种方式，这种基于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而开展权力运动只会导致身份政治的异化，往往减低了形成统一社会愿景的可能性。
身份认同也是族群暴力的温床。这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升级状态，最开始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的“暴政”。这里所说的暴力不仅是一种肢体上的暴力，更是一种更具破坏力的软性暴力，例如“港独”分子在网络和媒体上利用香港本土价值作为话语权，对于说真话的就进行道德霸凌，给社会舆论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息，这是一种像传染病一样的社会暴力。在多元文化和众多族群的社会，以身份认同为纲及其舆论恐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割裂和政治对立。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舆论气氛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会演变为真正的暴力冲突，危害社会的稳定。
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也可以引发不同身份认同体之间的歧异与冲突。但是需要明白这只是问题的必要条件，十几年来我们在台湾问题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也是大陆给了香港很多利好的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也一直偏袒香港，但是香港人对于大陆的管治依然出现抵制情绪，对国家认同也出现排斥现象。正如身份政治被许多学者视为文化政治，身份政治本身与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联系，所以身份政治治理的难度可想而知。香港的身份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由于陆港地的交往频繁与摩擦不断而逐渐显化。
(二)身份认同的构建并非单向、而是需要陆港两地相向而行
身份认同的纠偏与塑造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才能实现。虽然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会经历摩擦与误解，甚至身份认同的冲突。香港人的家与国的身份认同要求同存异、达到和谐，是一个北京当局与香港市民相向而行的过程，甚至要得到大陆民众的支持。
在国家层面的指引上，北京当局需要尊重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本土性，也要重塑香港人身份认同，首先改变香港与大陆的某些地缘因素，增加交流与瞭解，例如港珠澳大桥与京九高铁的开通、内地与香港出入境制度的改革等。
其次，对于香港市民的国民教育计画也需要恢复，如果因为惧怕摩擦和对抗而放弃对香港市民进行国民教育的灌输，将是一个长远的重大失策。
再者，对香港精英阶层的管与治必须结合起来，不仅要管理得当，还应重塑中央的政治纪律，英国治理下的政治纪律要重新塑造，这一次，只不过是换了服从的对象，没有治理的队伍是无法管理起来的。
最后对于社会运动，要明确告知中央的底线，对于越轨行为要予以迎面打击，另外对于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抗议与民权运动要予以包容和理解，不排除支持的可能性，因为这是香港社会与政府政策沟通的一种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有损中央权威，治理将是力道十足。
但北京也不用一方押宝，对于香港社会力量的支持也是应该考虑的，藉助市民社会的力量对特区政府施压也应该是一种政策选择，社会的政治纪律和法律是一切管理与民主的基石，这样才不会出乱子，才有发展的空间。
在香港社会的觉悟上，如今香港人的心态出现了重大分歧。香港社会与中国大陆的社会氛围是不一样的，阶层固化，社会机会的减少，再加上选举制度的影响，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逐渐减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诉求无比大，自己没有错，错的是社会和别人，这一点在香港青年一代的心态中尤为突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政客操弄民粹做法容易大行其道。
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公众应该有一定辨别是非的能力。在香港与大陆的竞争不断加剧的时期，香港社会原有的优势必定会逐渐减弱，香港人不应该沉迷政治的纷争，要发挥自己创业与实业的优势，加强自己的竞争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方能体现“重实业，轻空谈”的香港人本土性。身份认同构建的责任主要在于每个个体，而不是特区政府，也不是北京当局，每个“香港人”才是身份构建的主体。
因此，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重构需要香港社会和北京当局的相向而行，才能处理好“家与国”的身份认同关系，香港的社会和政治方能从中受益，也是香港经济基石得以巩固的政治保险。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7月号，总第27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