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理性的讨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4月30号发生的事情，等消息传回到中国，在5月4号就爆发了“五四运动”。
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吶喊中，没有一个人敢对巴黎和约负责。当时的总理钱能训不敢负责，推给国会决定。国会推给总统徐世昌，总统徐世昌干脆递出辞职书，总理钱能训也递交辞职书，总理位子递补到财政总长龚心湛。龚心湛说只代理十天，但十天过去，没有人愿接。
巴黎和会最后的签字仪式，是在6月28日。签还是不签，政府必须做一个决定。6月26日之前，政府给巴黎打去的电报，一直是训令，说得签，但也得争，保留意见，实在争不过，就签了吧。为何？因为当时的政府认为，签署和约的利还是大于弊。但是6月26日，政府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大转弯，给巴黎代表团打了电报，说不能签这个字。由于当时从北京到巴黎电报需要至少三天，平均是四至五天，最后的情形可能是，代表团没有收到26日发出的电报，因此接受以往的训令，在28日签约，但日后政府又可回避责任说，26日已发出不要签约的电报。
但是在巴黎的代表团在28日签约前就一直在想，这实在不能签，五四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一旦签了之后，将来必然背上千秋万世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虽然站在了战胜国的行列当中，但是当战胜国和德国签字画押的时候，文件上可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中国当然也就分不到战胜国的利益。日本在山东强占德国权利的事实，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里不再讨论签或不签的利益得失，或当时即使再优秀的外交官也无法改变强权政治的事实，当内部人民“情绪”已经沸腾，再优秀的外交官也只能噤声，国家利益不再能理性的讨论。学生们有他们的热情，但后来的故事如何发展呢？
五四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被指认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也向曹汝霖招手，但曹汝霖坚决不受伪职，保住了晚节。而当时在五四运动期间，跑到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去点火烧房的北大学生梅思平，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日伪的组织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的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被以叛国罪枪毙。
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的警语：“弱国无外交”，在巴黎和会后，为照顾比利时籍夫人病情，辞职留在了欧洲，后来专心天主教会事务，1935年晋铎为神父。二战期间，帮助受纳粹迫害的比利时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为抗战胜利而祈祷。
(作者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孙文学校总校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