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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来源：网络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5月24日电（作者 汪毅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中国传统公益文化发展史上，教育公益一直牵动着人们爱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学田、书院、宾兴、贡院、义学、试馆，在中国古代的这些教育门类中，无不包含着教育公益的元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在面对各种教育问题时，有了更为灵活的自主选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以奖学、奖教、助学为基本职能的教育公益基金或教育公益组织也大量涌现。今天，我们不仅拥有希望工程、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长城奖学金等诸多规模巨大、影响广泛的国家层面的教育公益基金，更有诸多服务于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个学校、一个群体等规模较小、影响有限的“草根级”教育公益基金。它们都在以自己的爱心，助力优秀学子和家庭困难学生努力学习，追逐梦想，改变命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颗美丽的小星星，熠熠闪光，温暖人心。
众所周知，闽台文化血脉相连，同源一体。自清代以来，台湾作为福建省之一府，其教育公益文化便与大陆完全一致。从官学、书院资产的筹集、设置，到宾兴助考基金的捐集、创办，再到考棚、试馆的捐资、建造，无一不与民间乐捐紧密相连。至今峙立于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内的“急公好义”石雕牌坊，便是为表彰原籍福建晋江县的台北淡水贡生洪腾云捐资建成台北府考棚而奉旨建造。抗战胜利后，台湾的教育公益文化发展更为迅速。据肖杨、严安林《台湾的基金会》，1947年的“汉云慈善基金会”是台湾第一个以基金会命名的民间组织，其服务范围包括急难救助、老人福利和奖学金等。而1948年成立的“林熊征学田基金会”则是台湾最早的文教基金会。随着台湾经济的不断发展，至1989年，仅服务于台湾全岛民众的文教类基金会便多达122家，居台湾各类基金会之首。大学、中学、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专项研究、图书馆以及对校舍、教学设施、对教育改革的研究等无不得到基金会的关注。台湾各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各类基金会的研究，比如台湾铭传管理学院大众传播学系编印过《认识基金会》（1990年），台湾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编撰过《台湾地区基金会名录》（1991年）、《基金会在台湾：名录与活动》（1994、1997年）、《台湾200家主要基金会名录》（1997年）、《台湾300家主要基金会名录》（1999年、2001年、2002年、2005年），成为研究台湾地区基金会的重要文献。台湾大学教授萧新煌《台湾的民间基金会组织与趋势》（1999年）、中正大学教授官有垣《台湾的基金会在社会变迁下之发展》（2003年）是台湾学界研究基金会的代表性著作。2002年台湾大学还召开了“社会变迁下的台湾基金会发展”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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