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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资企业 |
中评社╱题：世界政经格局巨变与中国面临的经贸发展挑战 作者：王建民（北京），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章颖薇（厦门），厦门集美大学教授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战后以来最大变化，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产生深远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巨变关键因素有二：一是全球霸主美国确立“美国优先”战略，奉行国家主义、单边主义、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确立的全面“遏华”战略及施压盟友建立对华战略包围圈，企图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二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及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与产业发展问题的反思、调整。
短期而言，全球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与最广泛衰退，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与可变性，长期而言则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对华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全面遏制以及在涉港、涉台、涉疆与南海等中国疆域敏感问题上的挑衅所带来的中美对抗风险显着上升，以及中美关系对抗与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处于百年大变局之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与变化，影响深远。
一、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革，对华挑战显着上升
目前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受到新一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家间政治关系恶化等因素严重干扰。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与蔓延，对国际经济贸易带来重大冲击。同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区域安全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重大调整。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显着上升。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或地区发起以提高关税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贸易制裁手段，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其中，美国对华发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贸易关税惩罚手段以及对华科技遏制政策，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尽管中美在2019年初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尤其是美国持续对华实施经济制裁与遏制政策，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落实受到很大影响，到2020年7月执行率祇有36%，而且美国并没有停止对华经济遏制战略，还在持续升高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美国对华高举关税施压大棒，又对华实施科技与武器出口禁运，不仅无法扭转不切现实的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而且祇会恶化中美关系，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
除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外，还有许多典型的重大经济贸易摩擦，不仅美国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台湾地区等以提高关税与反倾销为主的贸易摩擦外，美国还对俄欧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坚决反对，实施制裁争议，日本与韩国因历史政治恩怨引起的贸易制裁争议、印度对华经济全面遏制争议〔1〕等，均影响到全球正常经济贸易秩序。
除了传统的经济贸易摩擦显着上升外，近年来大数据与电子商务迅速发展背景下的数字税争端成为新一轮最显着的全球贸易摩擦。2020年以来，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印尼、泰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已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税。作为拥有互联网公司巨头最多的美国则表示强烈反对并威胁实施贸易制裁。同时美国还于2020年6月退出OECD框架下数字税国际协定谈判，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外宣布，对欧盟、英国、义大利、巴西、印度等10个交易伙伴的数字税发起“301调查”〔2〕。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国际社会的数字税、大数据、演算法与电子商务等争端会持续上升，并将围绕数字税制度安排展开艰巨协商，可能与WTO改革、贸易新秩序建立交织在一起，将深刻影响国际经济贸易格局。
事实上，WTO于2019年1月启动电子商务多边谈判，已有80多个成员参加，中美欧等均提出不同议案，各方在数据流程和当地语系化、原始程序码公开和演算法管理、强制技术转让、对与电子商务相关设备的非歧视性待遇等方面分歧巨大，要达成协议并不容易，但将成为“后WTO时代”与互联网时代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建立的争夺焦点，对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影响重大。
当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化同时并举，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新变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尤其以美国最为典型，对全球经济贸易秩序的解构与重建影响最大。目前国际贸易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就在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主义，以贸易保护主义对抗自由开放主义，抵制与阻挠最重要国际经济贸易协商平台WTO，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严峻挑战。美国主要采取两手策略，以法律手段助攻、甚至升级贸易战：一方面通过不信任和攻击WTO的方式弱化甚至瓦解WTO，故意拖延WTO争端解决组织的上诉机构任命成员，使该上诉机构陷入瘫痪，此外还威胁要退出WTO〔3〕。
目前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夺与区域经济合作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一是WTO运作与改革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夺的焦点之一，特别是欧美日要求制定更为严格的补贴规则。美国对现行WTO运行机制强烈不满，进行抵制，导致运行近25年之久的WTO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0日被迫关闭停止运作，成为目前WTO遇到的最大挑战。同时，美国对盟友施压，要求WTO的改革依据美国主张进行。据德国《商报》报导，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后次日，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华盛顿举行三边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WTO框架下强化有关工业补贴领域的国际规则。他们认为现有WTO规则不足以解决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建议WTO修订多项补贴规定，增加四种被禁止的补贴类型，包括无限制担保、对陷入困境但无重组计画企业的补贴、对无法获利长期融资企业的补贴以及一定程度的债务减免。同时呼吁制定规则以终止强迫技术转让，以及鼓励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继续做出更多承诺，即这些国家不能再享有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4〕。可以说，WTO改革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争夺的焦点之一，而又更多针对中国。
二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主导签署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毒丸条款”，均在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阻挠有关国家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推翻原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强势主导重新签署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这一协议被认为是一个涵盖最广、影响重大的新型自由贸易协定，也是重构21世纪世界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协定不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金融服务与知识产权等新内容，而且对劳工标准、环保、国企与竞争规则等订有更为严苛的条件，特别是“非市场经济排除规则”即所谓的“毒丸条款”（指该协议第32条第10款第4项规定：“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协定，将使其他缔约方得在6个月通知的前提下终止本协定，并以彼此达成的新协定取代本协定”），成为日后美国与所有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蓝本，将对WTO改革与全球贸易规则带来深远影响，其中最大冲击是对中国参与全球自由贸易的影响。
关键是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成为横亘在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公平自由贸易与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大障碍。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以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为由，以他们认定的第三方（经济体）价格作为参照，让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a2规定了如何确定中国产业倾销比较价格：“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有权拒绝使用依据与中国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不过，此条款同时规定“在任何情形下，第15a2应在中国加入WTO的15年后停止适用〔5〕。2016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满后，认为全面履行了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尽到了对WTO的义务，就应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应受到歧视。但是欧盟、美国、日本与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却依关贸总协定（GATT）第6.1条和6.2条的反倾销条款以及确保价格和成本可比性的需要等为由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6〕。特别是2016年5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否决中国自动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确立了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五大标准”）。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也出台备忘录，裁定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确立了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六大要素”）。可见，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与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毒丸条款”的确立，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特别是参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巨大挑战，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三是全球区域经济组织解构与重建同时进行，双边与多边区域经济整合同时推进，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挑战。其中美国的“退群”与“建群”同时推进，核心是建构排除中国或“去中国化”的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同样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英国脱欧是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解构事件，但影响主要是英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对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影响并不十分显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以其非典型的政治风格，开启了一系列“退群”举动，其中在区域经济整合领域的“退群”以退出TPP为代表，重点则是重启以美国主导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新的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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