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下行的特殊影响，主要表现在三大作用方面。第一，疫情冲击造成个人健康受损，即健康人力资本受到损失。无论是失去了生命，还是疾病导致的误工，抑或是工作状态不佳的效率下降，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产出结果，这和其他类型的疾病冲击并无二致。
第二，由于个人的风险厌恶，新冠疫情不同于此前的经济危机，对人们的风险意识造成更大困扰。应对疫情，个人有动力通过自身防护行为降低风险，因此选择闭门不出，这导致人与人的接触性服务行业受到巨大影响，医疗服务首当其冲，因为患者、护士和医生需要密切接触。同样，与人打交道的其他服务领域，如交通、旅游、餐饮等，也都因为人们对风险的厌恶而受到巨大影响。
第三，政府的防控干预。作为社会性的集体行为，政府根据疫情的情况采取强制干预经济的措施。从供给侧看，可能实施减少、暂时关闭甚至全面封城等手段干预生产、商业活动；从需求角度来看，政府可能出台减少或禁止出行等居家隔离措施，导致市场需求下降。
很明显，与历史经济危机的导因截然不同，新冠疫情导致的是个体和政府人为限制经济活动的诸多行动。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新冠疫情的变化以及人们应对方案的理性程度。
刘国恩说，从历史上看，医疗卫生行业在过去若干次经济萧条的过程中，都处于独善其身的状态。因为医疗卫生行业主要是提供医疗服务，无论是经济萧条还是经济高涨，人们都会得病和求医，甚至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可能因为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增加就医需求。另外，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险，进一步降低人们的个人支出，从而平缓经济下行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冲击。观察就业数据的情况，看不出医疗行业和整个经济的就业趋势有任何关系。从美国2003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就业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周期的出现，整体就业率变化的顺周期性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医疗市场的就业指数可是一直稳步上升，经济周期对其毫无影响。
刘国恩认为，如果把新冠病毒的病死风险与人类长期面临的其他主要疾病进行对比分析的话，也可以得出很有参考意义的启示，从而使得政府出台干预新冠疫情的公共政策更为科学理性。人类面临病死风险的“头号杀手”是心血管疾病，日均致死高达4万8千多人，其次为肿瘤（致死2万6千人），慢性呼吸道疾病（致死1万1千人），第10位是肝病（致死3616人）。当前，新冠病毒致死人数也就在3千多徘徊。对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新冠疫情的致死风险并非比长期威胁人类健康的前10大杀手更为严重，为何人类付出的经济代价显着更高？果真如此，我们应该调整需要长期实施的应对措施，使其更为科学理性，在健康风险与经济活动的天平上实现更优的取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