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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人类发展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剧变之中 |
中评社╱题：新冠阴影笼罩下的当今世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郑保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新冠阴影笼罩下，深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正在加速剧变之中，呈现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的总体特征。在“三性并存”的当今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切合当今世界一体化现实，又满足全人类紧迫的治乱需求，更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胁、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正道。新时代中国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自身巨大变革引领新型全球化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维护世界一体性、化解世界变乱性、凸显世界变革性，从而维护和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在新冠阴影笼罩下的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与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的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构成三重正相关。
一、导言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突袭中国，蔓延全球。这场大瘟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传播速度最快、蔓延范围最广、感染和病亡人数最多、对社会经济影响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也是一个世纪以来甚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经过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严密防控和艰苦卓绝的抗疫，中国取得了抗疫阶段性重大胜利，基本控制了疫情。但是，国外疫情持续肆虐、日趋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1月20日，疫情已使9600多万人染病、200多万人病亡。而且，新冠疫情正在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全球正前所未有地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巨幅动荡、国际交往严重受限、全球化遭遇巨大寒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显着上升等诸多严峻挑战，世界总体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人类发展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剧变之中。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维护全人类生命安全，无疑是全世界的当务之急。但是，从长远和根本上讲，面对异常严峻而复杂的世界总体形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如何进行刻不容缓的长久全球治理，是全世界无可回避的迫在眉睫的时代大课题，是关乎全人类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
要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全面、深刻认识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科学回答“世界究竟怎么啦？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新的“时代之问”。早在2013年，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不久的习近平，胸怀“中国梦”和“世界梦”，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战略高度，围绕新的“时代之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形成了以全人类福祉为价值旨归、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引领时代进步潮流、具有深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底蕴、充满辩证统一性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严峻形势不是改变而是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指出，此次疫情给人类以深刻启示，即“各国命运紧密相连，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①“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②
因此，关于如何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进而进行长期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同在一条船上”的世界各国必须秉持“全球一家”的新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走出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之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促进新型全球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上进行全球治理的唯一可行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为当今世界战胜新冠病毒、摆脱多重“安全困境”、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而提出的空前宏伟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全世界必须共担的历史使命和必须完成的艰巨历史任务。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似在沙滩上建塔，但实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异想天开地搭建乌托邦。从当今世界各国已联成一体的客观现实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客观可行性。从百年未有乃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缓和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克服人类共同威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迫切需要，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从时代变革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看，作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伟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中创造新的进步历史，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历史必然性。鉴于此，本文在概述当今世界“三性并存”这一总体特征的基础上，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与当今世界的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之间的三重关系。
二、当今世界“三性并存”的总体特征
在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威胁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际秩序重塑、国际体系转型和新旧全球化转换过程中，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是大变局与大变革的矛盾统一体，具有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三性并存”的总体特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总体上凸显而非改变了当今世界的这一总体特征。
（一）当今世界一体性及其主要表现
一体性或整体性是当今世界的首要特性，它指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全球化中长期彼此联系、交往、合作、竞争，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且面临日趋严重的共同威胁。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环球同此凉热”“人类同在一条船上”等关于“地球村”所有成员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形象表述就是当今世界一体性这一史无前例的首要特征的典型表达和高度概括。
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的一体性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表现形式。所谓积极形式指当代世界生产力发展及长期的全球化积极效应带来的世界互联一体和整体性发展。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物质财富在各国普遍联系中总体上快速增长。高度发达的交通运输科技使人流物流的全球到达日趋容易。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通讯科技使全球性信息流、资金流加速，令古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梦想成为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来越表现为国际生产、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一体性，形成全球性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全球化的参与者能不同程度地从世界的互联一体和整体发展中获益。各国各民族的利益相关性使各自的发展互为条件，谁都难以再孤立地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是必须参与、融入和依赖地区乃至世界的整体发展，因而难以逆转地成为深度全球化世界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地球变小”和“一荣俱荣”成为各国普遍的感受。一句话，长期的全球化使各国交流前所未有地密切和频繁，相互依赖、依存史无前例地加深，人类社会的互联一体性空前凸显。正如习近平所说，“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所谓消极形式指伴随长期全球化而生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和威胁。通俗讲，诸多共同挑战和威胁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比如：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各种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性经济危机，国际公正缺失、贫富悬殊和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共同导致的国际恐怖主义及“文明冲突”现象，人与自然矛盾激化导致的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都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也难以独自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任何国家，即使与世无争或独处一隅，也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方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这些威胁虽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如大国战略竞争），但主要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瘟疫流行等）。以新冠疫情为例，它在两个月内快速扩散至全球各地，所有国家皆未能幸免。所有种族、民族或任何群体对它都无天然免疫力。人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精英百姓，都可能中招，连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理、英国首相和巴西总统等领导人也被感染。美国综合国力和医疗条件都稳居世界第一，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约4%，但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这些都有力证明新冠肺炎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各国的威胁和危害有多大，即使一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再强大也无济于事。因此，在当今深度全球化世界，全球性威胁使各国“同在一条船上”，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可能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否则就会“一损俱损”，面临更加可怕后果和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在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上，其一体性的两种表现形式构成辩证性统一：一方面，科技进步促进的世界生产力发展使人类物质财富急剧膨胀，而且长期的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间的隔离，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空前加深，利益深度交汇、日趋融合；另一方面，随着旧式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导下现代性的各种内在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极端主义、核扩散、金融风暴、生态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加大，这些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的全球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和解决。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如今天这样文明如此高度发达、国与国之间变得如此紧密、具有如此多共同利益、面临如此多共同威胁因而命运如此休戚相关。换言之，这个时代文明程度（尤其是物质文明）前所未有，且各国前所未有地连在一起，同时这个时代又前所未有地充满各种挑战和危险，各国之间存在诸多分歧。
（二）当今世界的变乱性及其表现
变乱性是当今世界形势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变乱性是深度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各种矛盾日益错综复杂和尖锐化的表现和结果。当今世界变乱性遍及全球，表现在多个层次上。就国家层次而言，“红蓝对抗”的美国和“左右撕裂”的英国等一些欧美国家盛行右翼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排外主义，大行逆全球化（如“特朗普革命”）和逆区域一体化（如英国脱欧），既令自身陷入激烈内斗和社会分裂，又加剧与外部世界的摩擦和冲突。而战乱不休的叙利亚和也门、动荡不定的伊拉克和索马里、东西分裂对抗的乌克兰和利比亚等国是世界变乱性最血腥、最极端的体现。就国家集团层次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接连遭受债务危机、恐怖袭击、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大流行而陷入复合型困境的欧盟是世界变乱性的主要代表。就地区层次而言，各种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的中东在各种内外势力的激烈博弈下陷入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军备竞赛再起之复合型乱局；而拉美在美国诱压兼施下政治重趋右倾化，反美国家与亲美国家间矛盾激化，不少国家深陷社会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从全球看，变乱性主要表现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矛盾普遍激化、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猖獗、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网络攻击频发、瘟疫大流行等。
当今世界变乱性亦即当今全球治理赤字，概括起来无外乎互为条件的全球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广义安全领域。
在经济领域，概括地说，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多重失衡（如供需、实体与虚拟、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等）更加严重，可持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而虚拟经济泡沫越吹越大，资本市场动荡与分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肆虐，经济霸凌主义横行，世界经济面临更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新的大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引领的上一轮全球化的累积负效应和近年来美国“卸责护霸”的对外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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