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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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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合影 |
赵明昊：中美需要更成熟的框架管理
首先，中美双方博弈多年，也意识到希望有一个更加成熟的框架管理两国关系。特别是这次习主席明确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拜登总统则提出，美中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另外，双方强调了中美存在很多共同利益，认为不光是在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这些新兴领域也有共同利益。在中美双方的推动下，两国政府和社会层面的人员交流正在恢复，这种交流在美方看来跟竞争不冲突，有助于双方摸索竞争的边界，认识对方的底线。同时，习主席还讲到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也表现出中方希望为中美关系增加更多的全球性考量，强调中美关系的全球性责任，中美关系超越了两国的范围，必须用全球的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也负有特殊重要的责任。
本次元首会晤可为中美双方解决各自的国内经济挑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条件。美方需要处理高通胀等难题，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拜登连任竞选也是有利的。对于中方来讲，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确实面临比较复杂的挑战，包括稳外资、稳外贸、稳就业，这些方面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个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而且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稳定性。习主席访问美国，可以看到美国工商界还是抱有比较大的热情，从好莱坞电影公司到汽车制造商等企业，中国仍然是这些美国公司主要的销售市场和收入来源，特别是英特尔、镁光和高通这些晶片制造企业，大概三分之二的营收都来自于中国。所以，中美经贸“脱钩”既不可行也不受欢迎。同时，我们要看到美国的所谓“去风险”或者“脱钩”实际上带动了一种新的中美经贸关系的模式，确实美国从中国进口少了，但是越南这些相关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当中仍然含有大量中国生产的零部件和中间品，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看待中美的经贸关系，不要过分地悲观。当然，要尽可能地解决好影响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打通堵点，包括美方对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解。
同时，美方也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中方的一些诉求，包括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目前看，中美已经在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建立或者恢复了对话机制，但是这些对话机制也面临比较大的考验，需要以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关切，如此才能让这类对话机制持续下去并得到各方支持。不少美国鹰派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在跟中国搞一种“僵尸接触”，即认为这种接触不会取得什么效果，不会带来具体的成果。现在，中美双方应当用更多可感触的对话成效来回击这些对于中美“再接触”的负面看法。
双方现在都展现出要淡化台海冲突风险的意愿。在中国领导人访美之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勃格在台湾岛内明确讲，美国不支持“台独”，呼吁两岸和平对话。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如果在台湾海峡出现一场严重的中美军事冲突，对拜登政府是很不利的。同时要看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美方在军事备战、经济备战这些方面还在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因此，元首会晤虽然展现出双方都有意缓解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性，但是依然有许多具体的风险需要应对，特别是双方如何妥善处理明年1月台湾岛内选举带来的一些新的风险。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将在5月上台，对于明年1月至5月这个期间的两岸互动、中美互动需要密切关注。如果明年上半年因为台湾岛内选举问题出现中美新一轮的对抗，可能会对中美关系的调整进程带来负面影响。
现在看来，美国还是难以放松针对中国的科技压制。在元首会晤期间，中国领导人重点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科技打压。中方没有用“竞争”而是用“打压”，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在很多方面，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较大，谈不上所谓的竞争，而是美方单方面的打压。目前看，美国在中方主要关切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让步迹象，甚至在出口管制领域出现了不断加码的态势，特别是把英伟达公司针对中国市场的特供产品也列入出口管制范围，加大对人工智能先进晶片的管制。美方还在推动多边性的出口管制。明年，拜登政府很可能将正式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审查机制，这也会对中美双边的资本关系等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美方说现在的机制主要是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三个领域，但是未来也不排除可能会扩大到生物技术、航空航太等相关领域。而且拜登政府一直在跟欧盟、日本加大协调，希望让美国的盟友在涉华投资审查方面跟进。总之，美国方面正从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视角看待中美长期博弈，中美围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技打压这些问题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张立荣：谢谢明昊。刚才各位大咖的发言都很有内容，也很有看法，涉及的方面也都很全。下面我们还可以深入讨论一下，看看各位专家学者有没有相互要提问的？我先提一个问题，刚才大家都已谈到会晤的意义，而且比较有共识的是，这次会议有助于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增加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当然，这种关系在今后也还存在一些脆弱性和起伏性，在很多方面都要有具体的行动来跟进。那么各位认为接下来哪些具体的行动可以说明中美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袁征：我觉得应该一件事一件事落实，一点点累积起来，这样会让中美双方有更多的信心。比如关于禁毒合作，当天会晤完了拜登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把中国的公安部鉴定中心从实体清单里排除了，这就是一个中美双方正向互动的例子。另外关于签证，如果未来无论是美国人来华还是中国人去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进一步落实，我认为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明年年初开始，如果中美航班往来能够恢复正常，两国人员往来也能逐步恢复正常，我觉得这也是中美关系至少能够比较稳定的一种表现。如果双方能够一件件事情达成实质性的进展，并通过媒体报导出来，这就是相向而行，对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很有好处。
张立荣：积小步为大步。刚才各位也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台湾地区1月初的选举和美国年底的总统大选。各位对此还有什么补充？
达巍：我比较担心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我认为台湾的风险在于美方的后续反应而不是在选举本身，但美国的选举是在结果而不在于选举的过程。
郭至君：我有一个问题，我在最近的采访和听会过程中，也听到一些判断说特朗普2024年底大选的时候有可能再当选，从而会对当前中美关系造成大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您们觉得特朗普再上台的可能性如何？
袁征：从现在的民调来看，特朗普代表共和党、拜登代表民主党赢得初选，进入最终的决选，这种可能性很大。除非出现不可预知的因素，比如拜登的身体出现了重大状况，否则最终他们二人对决的态势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从现在的民调来看，其他候选人尚无法挑战这二人在各自党内的地位。当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现在判断还为时尚早，毕竟现在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近1年的时间。
达巍：我觉得现在谈大选的结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能得到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现在要回答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假如特朗普上台，我们看到的2025年的特朗普是更接近2020年的特朗普，还是更接近2017年的特朗普？2017年的特朗普就是我们说的所谓交易性格的总统（Transactional President），但2020年的特朗普对中国执行的是非常敌对的、颠覆型的政策。依我目前的感觉，2025年的特朗普大概会更接近于2020年的特朗普而不是2017年的特朗普，因为2020年的经历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媒体也有很多报导，特朗普上台以后会对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成果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摧毁，假如他真的往这个方向做，我认为美国政治会发生严重的动荡，会侵犯很多既得利益的人，对中国会是一个坏消息。但是，我觉得比中国更着急的是美国国内50%的民众以及包括民主党的精英、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和美国的盟友，所以我说它像一个炸弹的冲击波，第一波摧毁美国国内，第二波破坏美国盟友体系，第三波攻击中国。
张立荣：下面请达巍教授总结。
达巍：在这次旧金山峰会之后，大家做了很多总结。我觉得，今天下午的讨论还是比较深入也比较细致的，特别是结合今天的这几个讨论议题，很有中评社的特色，结合这些问题的评析，我听到了很多新的观点，我想现在对中国和美国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谁好谁不好，也不是中美关系的前景是悲观还是乐观，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怎么管理，怎么认识。刚才大家都谈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个共同”，这里面从认识开始到具体的问题怎么执行？国内现在有比较多悲观的声音和情绪，这是比较可怕的，我想，对于中美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幻想，但是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余地可以说放弃或者不去稳定两国关系。两国领导人已经身体力行稳定中美关系，给两国政府和民间提供了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加强对美国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明年马上就要进入选举年，这一年会非常重要，明年的美国是一个完整的研究美国政治非常好的样本，因为非常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我们战略中心以及中评智库肯定都会持续关注，最后，特别感谢今天各位老师在繁忙的日程当中参加这个会议，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是质量很不错的小型研讨会。感谢大家对双C论坛的支持，感谢大家对战略中心和中国论坛的支持，希望大家以后一如既往，我们也愿意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合作，谢谢大家！
张立荣：谢谢达巍教授的总结，再次感谢各位参会老师，今天谈的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我也同意达巍教授最后的总结，认为旧金山峰会对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接下来的跟进也非常重要，就像刚才有的专家提到如何积小步成大步，接下来对于学者、职能部门要怎么做应该说还是要继续研究的课题。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我们以后还将继续根据时事话题再把这个论坛持续开下去。感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陈须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研究领域集中于国际战略、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中国外交、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改革等，著述颇丰。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美国外交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当代美国评论》和《美国研究报告》副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曾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科院重大或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科研成果多次获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1998-1999）、马里兰大学（2003-2004）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2011）担任访问学者。
达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外交评论》、《现代国际关系》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也曾撰写数百篇政策研究报告。曾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华美国学会副秘书长和青年分会会长，《国际安全研究》、《外交评论》、《国际论坛》、《当代美国评论》等杂志的编委。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国际安全方向的研究和教学，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外交战略、美国政治、美国安全战略以及中美关系等。
宋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北京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已经发表专著三部，译著三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画。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期从事国际问题调研工作。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美国亚太政策。专著有《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中英文核心期刊发表40余篇论文。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撰写的政策谘询报告多次获得中央主要领导批示。评论文章见诸《求是》《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等媒体。
孙成昊：博士，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毕业于外交学院，曾赴英国肯特大学布鲁塞尔国际研究学院学习。2013年至2021年曾就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治理等研究。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课题研究；出版专著《百年变局和美欧同盟》《白宫掌权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2019）》；参撰《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丛书、《太平洋足够宽广：亚太格局与跨太秩序》《美国大势》等著作；在《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东北亚论坛》《国际展望》《国际论坛》《和平与发展》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担任多个学术刊物匿名审稿人；翻译出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国家不安全》《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等译著10余本。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