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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成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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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征 |
张立荣：现在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除了会晤的意义以外，还谈到了中美对双方关系核心问题认知存在错位，以及下一步可以做的几个方面。下面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发言！
孙成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要考虑三个“一”
首先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反映出以下几点：一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强调负责任的竞争，目前看正在转向所谓的“负责任”。“负责任”是美国自我标榜的，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想要更加安全的竞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2年5月份的涉华政策演讲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那次演讲就已经标志着美国把“负责任”或者“安全”作为对华政策中美国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当时美国所谓的“3C（竞争、合作、对抗）政策”，演进为“投资、竞争、联盟”新三分法，弱化“该对抗时对抗”的表述。此后，美国强调“护栏说”的频率明显上升，从一开始的对华全面竞争逐步向现在的“可控”或者“可管理”竞争转变。
二是当前中美似乎进入到一个“再接触”的阶段。在布林肯访华之后，相对于建交之后的中美接触，当前两国“再接触”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过去双方主动寻求接触和合作，而当前双方的“再接触”不仅仅是“无人飞艇事件”后的再次接触，其内涵也发生变化。当前的“再接触”更多侧重对两国关系重新校准，尤其是对于美方当前寻求在大国竞争框架下的对华合作，中方也会更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开展对等的互惠往来，而非单方面配合美方合作要求。
三是中美的短期目标是通过在部分领域重建或者新建对话来“机制化”两国关系。一方面，中美双方都比较担心明年的美国大选会冲击中美关系。因此，双方都有意愿通过一些对话来稳定两国关系，至少让双边关系面临美国国内政治冲击的时候有更强的韧性。另一方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战略博弈之后，中美两国也希望能够把一些给彼此的“再保证”落到实处。无论是美方的“五不四无意”，还是中方强调的“从来没有把超越美国作为目标，从来没有挑战和超越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些说辞都需要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作为支撑。另外，恢复或者新建各个领域的对话，有助于增强中美对于彼此的信心，而当前的对话和当年奥巴马任内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肯定也是不同的，现在更多要体现双方以结果为导向的务实作风。
在未来怎么看待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我认为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一个中短期的风险、一个合作的机遇和一个第三方因素。
一个中短期的风险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这是考虑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绕不过去的问题。大选对中国议题的炒作必然会在明年对两国关系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大选结果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如果是民主党继续执政，拜登政府会进一步完善对华战略竞争的系统框架。拜登上任以来，一方面着力投资本国，加大和中国在经济领域，包括晶片、关键矿产、高科技优势领域展开竞争，试图继续获取超越性的优势，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遏制中国崛起的外部供给和内部蓄力，另一方面却在框架有限的合作议题，如气候、芬太尼、人工智能领域对华接触。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上述政策的基本走向不会改变，但是逻辑链和联系会更加紧密。特别是此前被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影响而没有能够构筑的民主联盟可能被细化和完善，增加第三方选边站的压力。总体看，民主党继续执政对中美关系冲击相对较小，双方在禁毒、军方对话以及人工智能合作方面还是存在充足的共同利益，能够稳定双边关系。
如果共和党人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大概率是特朗普，相较于延续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完善政策框架而言，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可能更多倾向于点和点之间的博弈。一是投身内需的同时会强化对中国威胁的渲染，结合美国内部的困境与中国展开博弈。比如共和党可能会在教育、犯罪以及科技等问题展开延伸，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在美数量，炒作中国企业在美渗透影响力等等议题。此外，共和党目前掌握众议院多数，可以看到整个众议院对华负面认知在加强，包括部分极右议员宣称要对华为、中兴国际展开全面制裁，一旦共和党候选人赢得大选，中美关系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关系将受到较大冲击。二是可能会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和拜登政府所谓的对华软弱形象做区隔，对华增设一些新的风险博弈点。在人工智能、军用科技甚至金融合作、投资建厂等领域构建更多壁垒，可能会出现以极端对华政策提案安抚共和党内部右翼保守人士的情况，也会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和冲击。三是中美之间现有沟通管道存续面临变数，就特朗普等极端的共和党候选人政策主张而言，目前并没有人提出要拓展中美磋商交流深度和广度的议案政策。但是在美国地方层面，仍然有一些人士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也意味着中美合作可能很难在联邦层面获得更多推动力，交流沟通的积极力量或将更多下沉到地方。
很久之前，基辛格博士就对人工智能高度关注。在不久前，他和格雷厄姆·埃里森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建议中美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共同合作，已经有部分建议落实了。目前看，尽管中国更强调发展上的安全，与美国强调的军事安全不同，但是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有挖潜空间，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继气候变化之后双方另一个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机遇。中美已经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原则、伦理规范、标准、风险评估、国际合作方面有一些共识，但是在发展理念、价值观、技术合作的结合以及人工智能的利用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我认为，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是两国都把负责任、安全、可靠、可控和公平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原则；二是两国在伦理规范方面都非常重视隐私保护，避免数据和演算法中的偏见和歧视；三是两国都致力于推进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框架，以及人工智能去风险的建设，提高人工智能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四是两国都有意扩大科技合作和对话，与多方协同，并且为国际合作制定有原则和可协调的方法。
但未来短期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险。在美国总统大选到来之际，对人工智能所涉及的舆论安全领域的治理更需要理性。面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选举假消息，双方应该积极保持沟通管道的顺畅，以免因为涉及虚假的涉华资讯或者不实言论恶意中伤而导致战略误判，甚至外交危机，破坏两国的信任基础。
另外，大家都说中美是战略博弈或者竞争，究竟争什么？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第三方因素的争夺。这里的争夺是一种正向争夺，就是谁更能赢得更多支持，谁更能确保和全球其他国家各方的挂钩和连通，可能也将决定中美战略博弈的结果。从未来看，现在欧洲各方对中美关系非常关注，也并不希望被所谓的中美竞争所撕裂。如果欧洲能够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世界也难以彻底分裂为两个阵营。同时，欧洲对未来特朗普可能卷土重来的前景非常担忧。
现在，由于欧洲的精力部分转向巴以，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对华压力实际上有所减弱，而且欧洲期待中国能够在两场危机中发挥调停作用。从未来看，中美战略博弈态势难以扭转，对美国来说，两国管控危机、稳定关系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肯定也希望拉住美国。在中国看来，欧洲对华政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趋势已经出现，欧洲可能会担心，随着中美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在对欧交往中可能会把欧洲置于中美博弈的大框架下，这也会对中美欧关系产生影响。中国在实施对欧政策时，需要跳出中美博弈框架，从中欧之间的需求上来考虑相关政策。
张立荣：谢谢孙成昊，刚才谈的角度有些变化，也比较新颖。谈到了如何评价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谈到了美方的观点和双方的再接触，另外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当中的一些因素也做了一些分析。下面我们请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发言！
袁征：中美需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首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在经历波折之后使得两国关系能够衔接，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总体来讲，这次峰会是符合预期的，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正能量。峰会对于双方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现在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发挥了关键引领的作用。峰会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止跌企稳，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一是今年中美关系历经波折，整个发展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2月发生飞艇事件使中美关系出现波折，6月布林肯访华之后中美终于恢复了双方高层的交往。峰会的举行拓展了中美合作的空间，使得6月以来整体氛围和缓的趋势得到了延续，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塑造了一个良性的氛围。
二是在旧金山峰会上中美元首达成了20多项共识，拜登总统也重申了巴厘岛会晤时的“五不四无意”的承诺。两国元首强调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这些都有助于中美双边的沟通，有助于拓展两国下一步的合作。
三是习总书记提到的“五个共同”——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理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就像五个支柱，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画出了路线图。旧金山愿景将持续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于未来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对于美国来讲，其中有些观点它也是认可的。
四是峰会的成功举行会潜移默化地激励拜登政府内部和美国国内主张缓和对华关系的理性派人士。在这些人士看来，除了对华要强硬，要战略竞争之外，还要为中美合作留下一定的空间，使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为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常值得肯定的定向塑造，旨在影响美国国内的理性派人士，让他们的声音能得到呼应。
五是旧金山峰会能够成功举行，不仅有助于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氛围，而且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助于理顺中国外部面临的复杂的环境。习近平主席应邀赴旧金山参加中美元首会晤，然后再参加APEC峰会，说明中国的重点在中美关系。拜登政府也专门邀请习近平主席举行旧金山峰会，这凸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中美之间的缓和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华的立场和态度，这对于中国应对外部复杂的环境非常有正面意义。
当然，一次峰会的作用不宜夸张，在充分肯定峰会起到积极引领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一次峰会解决不了那么多难题，中美双方也没有这样的期待。在台湾问题、科技封锁、出口管制和贸易关税这些问题上，美方并没有对中国的诉求做出积极的回应。相反，美方立场展现了中美在台湾、印太战略、航行自由、人权、俄乌冲突、巴以战争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这次峰会也没有能够发表共同的联合声明，而各自发表的声明也和以往一样存在各说各话、各取所需的状况。拜登还是强调中美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总体来讲，两国元首的会晤符合预期。旧金山不是终点，而是两国关系新的起点。两国可以从旧金山再出发，双方努力进一步夯实中美关系的根基，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比较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就这次峰会来讲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各自重申既有立场。习主席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要求美方言行如一，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拜登则强调的是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期待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到世界的利益。他也呼吁中国克制在台海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要求中方尊重台湾的选举秩序。
习主席明确提出要求，实际上就是让美国兑现承诺，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即便美国每次都重申它的“一个中国”政策没变，但是实际上正在不断掏空其“一中政策”的内涵，其行为直接冲击到“中美建交三原则”，美方的所作所为正在开历史倒车。台湾的前途对于美国而言是“台湾未定论”，也就是说不管它是独立、维持现状还是统一，美国是不持立场的。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态势下，美国认为第一岛链蕴含战略意义，不太可能再提所谓的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双方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美国武装台湾、以台制华、阻挠中国统一的做法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改变。因此，双方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博弈和斗争还会继续。关于售台武器的问题，11月15日双方元首见面，16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公开表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提供军事帮助、军事合作，不受旧金山元首峰会的影响，美国会加快对台转让武器。现在主要是双方不愿意滑向正面对抗，成为了双方管控分歧的反向动力。
直到今天，美国提升美台关系的内在逻辑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一是在战略定位上，拜登政府始终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二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国以台制华的意图非常明显，打台湾牌更加频繁；三是拜登政府搞价值观外交，符合其整个对外战略的基调，也是必然的要求；四是美国国内要求给予台湾更多支持、提升美台关系的呼声愈加强烈，从美国国内的民意，到国会内部的反华亲台势力，再到亲台的机构和人士推波助澜要求给予台湾更大的支持。另外，台湾方面不断游说，在美国进行渗透。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方认为中方压制“台独”气焰、维护国家主权的举措是单方面改变台海地区现状的“挑衅行为”，会削弱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一直认为，2027到2032年之间的危险性是最大的，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动武，所以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和双方的军事合作，现在培训已经到了营制单位，级别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五个共同”支撑了“旧金山愿景”，对于未来中美关系怎么样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指示性、引领性的建议，为双方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希望两国能够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实际上，切实操作起来难度不小，主要是因为美方很难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美国只要不改变霸权思维，不改变自我优越感，不改变在意识形态上对于中国的偏见，包括反共的思维定式，美国就很难改变遏华竞争战略。所以，首先需要美国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相互尊重是基本的要求，美国人不能一方面打压、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进行合作，这是对于另外一个大国基本的不尊重，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双方应该是平等、相互尊重地来进行对话，应该加快双方的沟通对话，减少军事战略误判。军事交流是要与具体行为配套推进的，包括美国的抵近侦察、航行自由等问题，双方都应开诚布公地进行探讨。
对话之后就是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给对方增加一点信心。两国民间加强交流，推动中美之间人文和教育的交流，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有些方面中方可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最后我觉得，中美还是需要构建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风险太大，代价大到双方都难以承受。但是中美现在要重点防止突发事件升级为大规模冲突。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双方是不是还能够理性地管控危机，防止升级，对于两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张立荣：袁征所长对峰会的意义谈了很多，对于中美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应该说还是很冷静的，也列举了很多问题，最后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赵明昊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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