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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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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诸 |
提升香港的第四项行动是保护居权
香港住房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屋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长期的供需不对称，使香港房地产部门深陷两难困局：一方面，房价早已抛离絶大多数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要让普通市民买得起房，至少需要降低楼价七成。但另一方面，高楼价已成为本港消费、投资、财政和就业的最大支撑，楼价大跌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从需求管理入手，把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区别开来，即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双轨制”，以公营房屋来保证香港普通市民的居住需要，以私人住宅来满足本地和海外的投资需求，形成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
根据这一新思维，我们提出一项具长远发展策略、兼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政策设想---“新居屋计画”，主要思路是更严格地划分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这两个市场，把全面推行公私营房屋 “双轨制”作为长远发展策略；以有别于现有居屋的新居屋模式作为未来公营房屋建设的重点；新居屋价格必须与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收入相对应，以便更公平、高效地协助他们置业。这是转变房屋发展模式的关键。
新居屋的主要特点是：(1)每年兴建3万个单位。(2)实行新定价，并以低价出售。(3)放宽申请限制。(4)可以小屋换大屋。它至少有九大功效：(1)有利于改变滞胀发展模式。(2)可使资助房屋供应更加稳定。(3)调整住房结构及改善居住条件。(4)大幅提升自置居所比例至80%。(5)推动经济发展及增加就业。(6)带来更稳定的财政收入。(7)对地产发展商利大于弊。(8)为新一代带来新希望，有利于稳住这一代表香港未来的阶层。(9)与现有居屋政策和机制相衔接，无需另起炉灶。
香港土地短缺永远要大于政府的估计，也比团结香港基金估计的要大得多。预计未来30年香港总共需要建设用地不少于200平方公里，而目前政府已展开规划阶段的各类项目只能提供32平方公里，尚欠170平方公里，其中欠缺的大头是房屋用地。我们提出打造元朗海滨新城、填海打造大桂山岛、全面开发及利用新界现有可用土地以及开建东部高铁等多个土地开发新设想，如果全部实行，预计可带来约18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可完全补足本港土地缺口，助香港突破发展困局。
提升香港的第五项行动是加强退保
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一环。当前国际社会主张的社会保护早已超过防范未然、应对不测事件的范畴，而是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去应对社会遭受市场的各种冲击，促进社会成员的福利和保障，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香港于本世纪初推出强积金制度，弥补了本港没有政策性退保制度的缺憾，但由于强积金制度保障范围和程度不足，回报率偏低，且面对较大市场风险，无法满足絶大多数人的退保需要。鉴此，要以新思维去强化退保。
建议由特区政府成立一家公共投资基金，先把已归政府所有的各收费隧道(如红磡隧道、东区隧道等，2023年西区海底隧道也将收归政府)、政府持有的地铁股权以及香港机场等具有稳定收入的资产注入其中，再将其作为强积金的重要投资目标，借鉴新加坡的做法为强积金提供一个保证回报(如不低于5%)，吸引强积金管理公司把部分资产投入该基金，或由市民个人藉助强积金半自由行的便利，直接把部分强积金资产投资到该基金。
随着强积金资产的不断注入，未来这一基金可寻找更多有长期收益的投资，尤其是基建项目作为投资标的，确保基金获得良好且稳定的回报。长远而言，应研究设立全民退保的可行性。在发达经济体，全民退保被当作是市民的一项权利，而不是救济，可以更好地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香港实行高水准的全民退保不具备现实条件，但可考虑设立有限的全民退保计画，作为强积金计画的重要补充，让强积金计画无法覆盖的低收入人士，可以享受有最低保障的退保生活，尽显香港作为文明社会的关爱之心。
总而言之，香港面对着巨大挑战，但是也面临着很大机遇。香港未来会衰落还是会发展得更好，关键在我们自己。如果香港做得好，尤其是在制定规划、激励创新、提升金融、保护居权、强化退保以及扶助青年、完善管治等方面狠下功夫，未来20 年GDP 每年增长4-5%是不成问题的，香港可以升级到可比肩伦敦和纽约的全球都会，形成国际金融、科技、商贸和文化交流等四大全球中心。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去争取，香港一定有好的前景。
新一届特区政府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点上，需要把好前进航向，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确立高质发展、以民为本、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新理念，全域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系统性推动，使香港这只巨轮早日驶出浅滩，在国家新征程中再次高帆远航。
李风：爱国者治港走大道开新篇
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迎来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爱国者治港队伍正在形成，爱国者力量在全社会也进一步壮大，七月一日之后，新特首带领治港团队整装上路，走上大道，重新出发，香港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机，只要看准前进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自以为是，多听人民呼声，勇毅前行，一定能够再创辉煌。在此，谨报告个人对香港今后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的感受和建议。 首先，要坚持爱国者治港，让爱国者成为社会主流。
李家超已顺利当选香港特区第六届行政长官，新一届特区班子即将成立，相信新组建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将是香港回归以来爱国者力量最强的政府，他们对国家更为忠诚，也有更加强有力的执行力，将展开更加有为施政，必将得到广大香港市民的拥护。
但是，也必须看到，公务员队伍中，甚至高级公务员队伍中，害群之马还不少，他们对国家不忠诚，对祖国内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事事看不顺眼，不认同祖国，心中只想输诚于西方世界，他们中甚至还潜伏有黑暴分子，反中乱港分子。特区政府应建立机制，将这些内患清除出来，才能保证政府施政不受破坏，让不干事、乱干事、暗中捣乱的人没有市场，确保治港班子及团队政治纯洁性。要有更严格有效政治考核机制及奬惩机制，使整个公务员队伍真正效忠国家，优秀爱国者队伍须有用武的舞台，尽心尽力落实“一国两制”，为广大香港市民服务。
未来几年，香港只要达至良政善治，一心一意搞经济，与高速发展的祖国一同前行，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滚滚浪潮中，未来前途一定更加光明。
其次，要解决香港多年遗留下的深层次问题，对年轻一代加强爱国教育。
香港回归后，最大一个教训，就是没有去殖民化，很多人仍抱有恋殖心态，不以做中国人为荣。新一届政府应设法进行去殖化工程，在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加努力建立市民的中国认同、中国文化认同，深植中国人观念。尤其是应在大、中、小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挑选好校长，培训好教师，编写好教材，培养香港建设新一代主人翁。
其三，香港中西荟萃，是祖国的一个重要对外窗口，要通过香港讲好中国故事，发挥特殊作用。
香港有很多现有资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可发挥更大作用，应拓展中外媒体交流，提升文化软实力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国际间的话语权。即将开幕的香港故宫博物院，是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绝佳平台，特区政府可用好这一资源，发挥好这一平台的特殊功能，让中外人士欣赏中华五千年文化，享受艺术瑰宝之美。
其四，要利用香港之地缘优势及便利，搭建与台湾沟通桥梁，争取台湾民心，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香港是九二共识的发源地，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曾发挥过特殊作用。长期以来，港台人员交流密切，交往方便，香港可想更多更好的办法，方便台湾同胞来港走一走，看一看，也欢迎他们来港发展事业，让他们亲身感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践，亲身体验作为中国人的荣光。香港可为两岸关系发展及交流提供更多平台，为祖国统一扮演特殊角色，作出特殊贡献。
香港同胞有幸生活在中国正在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理应发挥爱国爱港光荣传统，为中国强盛、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坚信香港的明天会愈来愈好，这颗东方之珠定会重放异彩。
李剑诸：正确评估上半场的得与失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标志着邓小平当初设计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走到中段。
如何评价“上半场”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下半场”的走势与前瞻？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香港的前途发展，应推出哪些措施趋利避害，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紧迫性，还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要处理上半场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在下半场迈出更加自信的步伐，准确无误地“把脉”过去二十五年的成败得失，幷提供给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十分重要。
记得在1997年，姜恩柱赴港履新，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时说过一句著名的“金句”，其后被许多学者及时事评论员引述：“香港问题好比一本非常深奥的书，要读懂它并不容易”。一直到2011年，时任港澳办主任的王光亚仍形容香港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
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如今在香港实践了二十五年，我们读懂这本大书了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少北京有很多决策官员及专家学者不仅读懂了，还有信心谱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也是在1997年，美国媒体《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标题赫然见“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此“批命”式的预判同样被西方许多评论家引用。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在2020年发表一篇题为“Playing a long game on Hong Kong”的文章，说自从九七回归之后的二十年，香港不仅挺过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爆发、全球经济衰退，本港GDP规模还翻了一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九七时虽已成型但并不清晰。香港与纽约、伦敦并列为三甲，获得国际金融领域的普通承认，是在回归之后（From relative obscurity to general recognition as the #3 global powerhouse behind New York and London)。由于物质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香港人自认为是全球最幸运的公民。
我认为布鲁金斯学会这篇文章的评价客观公允，这也间接反映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深圳的飞速发展与港人优越感的消蚀
按照中央对“一国两制”宪制架构的最初设想，就是希望继续发挥资本主义香港的窗口作用。北京当时采取的是尊重、包容甚至谦逊的态度，放手倚靠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政务官系统和精英阶层来治理香港，因而有江泽民的“河水不犯井水”指导思想。胡锦涛虽有叮嘱特区政府“查找不足”，但没见下“指导棋”，可见对港政策保持谨慎和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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