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需要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说制造业的时候，实际上里面包含两个要素，一、工厂，二、生态（或者说工厂所依托的网络）。在讨论制造业转移的时候，到底是工厂转移，还是网络转移，二者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澎湃新闻：疫情正好发生在中国和美国关系的特殊时期。制造业和供应链因为疫情而发生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施展：疫情让西方国家意识到，绝不能将攸关性命的公共卫生问题上的生产能力全都委托给一个无法真正信任的国家，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努力去尝试重建自己的生态体系。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做相应的努力。
安全在今天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了，同时也是卫生安全。如果西方国家会开始不惜代价去重建这些产业领域，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的成本优势，就可以被西方“不惜代价”去克服。不过，西方即便能够重建这些产业，它也并不构成一个制造业体系，只是构成若干个制造业部门。因为，与安全不直接相关的产业，对西方国家来说，重建是很不划算的，成本上完全不值得，那就还是可以从中国购买。
从制造业体系的角度来说，西方倘若重建那些产业，对中国可能还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这对中国又是个大问题。这些国家在重建生产，就意味着政治上的不互信到了相当深的程度，反过来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外交上的困境。
澎湃新闻：IMF已多次提醒疫情带给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尤其是在贫穷工人比例较大的国家。以你对越南的了解，类似的东南亚新兴市场真的如此脆弱？疫情会对越南等东南亚的供应链造成怎样的影响？
施展：疫情可能确实对东南亚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规模小，回旋余地小，对于疫情冲击的抵抗能力就差。另一方面，还可能有一个我们实现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国际上会发现，疫情一旦传播到这些东南亚国家，它们的控制能力还不如中国，转移到这些地方反倒可能面临更不可控的风险，那么那些转移出去的那些产业如果不是回流到西方，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再转移回中国，最近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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