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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谈“一带一路”在拉美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http://www.CRNTT.com   2024-04-05 14:59:41


 
  6.“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有什么建议?

  应该说挑战不少。第一,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未必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它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战略,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它们只要被动地享受中国提供的投资和市场准入就可以了;第二,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诋毁、误读、误解和误判时有所闻;第三,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理解过于狭隘,认为它就是中国对外投资。第四,虽然“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赢,但一些国家似乎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给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是一种单向投资。

  当然,为了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以拉美为例,我们早已高调地宣布,拉美是“一带一路”(主要指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这一延伸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延伸”以来已过去了多年。我们为这一“自然延伸”做了什么?拉美做了什么?有关部门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直接为“一带一路”服务的,可能是2014年12月29日由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出资建立的丝路基金。这是一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它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运作,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一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资方式,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确保中长期财务可持续和合理的投资回报。我希望国家应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想出更多的方法和措施。

  7.“一带一路”以后在拉美如何做?

  第一,有关部门要为“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迄今为止,我好像没有看到延伸与不延伸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签不签“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基本上无差异。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巴西不签“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是否意味着中国以后不在巴西投资了,不与巴西进行贸易了。我说不会没有投资,不会没有贸易。她又问:那签与不签有什么差别?我说我不知道。

  第二,要提防“美国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拉美的一切行为都引起了美国的戒备和警惕,“一带一路”亦非例外。我们到美国的“后院”,美国当然心里不高兴,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与美国合作,亦即开展中国-美国-拉美三方合作。此外,对于美国的攻击,我们完全可以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第三,拉美要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此外,拉美应该知道,“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单车道,而是双车道。拉美不能坐享其成。

  8.您觉得国企与民企如何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的民企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很强。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中国的民企。当然,我们的有关政府部门还应该为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提供更多的激励。

  关于中国的国企,西方的偏见很深。我曾在欧洲讲学时说过,你们应该牢记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欧洲来投资的中国企业,你们何必区分是国企还是民企。After all, money is money.

  9.您认为中国的NGO如何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理论上,中国的NGO应该在国际上为“一带一路”发声。但在现实中,不容易。我们对NGO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戒备心理,深怕它们在国际上帮倒忙。

  若干年前,我在撰写一个关于中国的NGO走出去的研究报告时,曾希望与有关部门交流一下,瞭解一下他们的看法。电话打过去后,得到的回答是请示领导后再答复我。后来的结果,你懂的。

  10.我国的智库、研究机构和媒体如何为“一带一路”做贡献?

  “一带一路”问世以来始终是我国学者关注的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之一。我曾说过,如果你没有写过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没有参加过“一带一路”的会议,没有听过“一带一路”的讲座,那你就不是一个中国学者。我还说过,如果你爱他,那你就让他研究“一带一路”,因为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资料很多很多,很容易写;如果你恨他,那你就让他研究“一带一路”,因为要真正能为“一带一路”提出真知灼见,非常难。

  学术界要做的工作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出主意,但不要出馊主意。馊主意比没有主意更糟糕。

  我自己在研究“一带一路”时遇到的困惑有两个。第一个困惑是,哪些国家参与了“一带一路”? 

  中国“一带一路”网有这样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

  问:“要签订了什么文件才能视为参与了‘一带一路’呢?”

  答:“一般的签署流程是:从签订意向书开始,然后签订备忘录、框架条款,再到签订正式的合同或协议。有时备忘录的应用范围会更广阔一些。例如,有时会把对一个合同或协议的某些修改叫做备忘录。” 

  由此可见,签署合作协议或签署备忘录都可以视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但是媒体的报道似乎幷没有将签署合作协议或签署备忘录作为是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唯一标准。例如,中央电视台在2020年10月20日的新闻中说:“一带一路”项目在阿根廷开花结果。其实,阿根廷是在2022年2月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访华时才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又如,《人民日报》在题为“谱写中拉‘一带一路’合作新篇章”以及“中拉拓展‘一带一路’合作新领域”等文章中说,“一带一路”使2021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额高达4500亿美元。其实,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巴哈马尚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如果去掉这4个国家,那就不是4500亿美元了。我的一位墨西哥朋友(华人学者)告诉我,他曾统计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拉美国家在中拉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约为40%,未签署这个合作文件的4个国家及未建交国家占60%。这意味着,与“一带一路”有关的中拉贸易不足2000亿美元,不是4500亿美元。

  我注意到,除媒体以外,一些学者在宣传“一带一路”时也说了不少假话。例如,一篇题为“‘一带一路’走进他们的货币”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企业建造的科威特中央银行大厦以及马拉维的议会大厦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成就。事实上,科威特中央银行大厦早在2008年就已开始动工,马拉维的议会大厦在2010年就投入使用。因此,这两个工程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

  有些学者将某一年份的较高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与“一带一路”倡议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一增长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果。但是,对于“一带一路”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何在等问题的分析,却只字未提。这就容易使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难道某一年份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结果?

  我的第二个困惑是何谓“一带一路”项目。

  有人认为,不是所有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政府暂未对外公布被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清单,但从中国国务院各部委的公开信息所见,绝非所有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能算是“一带一路”项目。例如,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项目等均不属于“一带一路”项目。即使所在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不是所有项目都是中国政府认可的“一带一路”项目。

  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一带一路”包括民心相通,到海外投资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项目难道不能推动民心相通吗?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总结“一带一路”的成就时,同一个项目(或者工程)在国内外的评价差别很大。例如,我们给厄瓜多尔修建的辛克雷水电站,中国的媒体称之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但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厄瓜多尔学者说,这个水电站的修建引起了多起法律纠纷,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还死了多少工人,等等。毫无疑问,这个厄瓜多尔学者的观点肯定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影响。

  顺便说一句,厄瓜多尔的这个水电站早在2009年就签约、2010年就开工了,而那时还没有“一带一路”。但是中国媒体却说它是“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关于媒体的报道,我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17年5月9日,中国新闻网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一带一路”缘何写入联合国决议?该文章说,与2013年前刚刚提出时相比,现在“一带一路”赢得了更多有分量的支持。两个月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2344号决议,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幷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其实,这个2344号决议不是一个“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决议,而是一个关于阿富汗的决议,尽管它提到了“一带一路”。

  我们经常看到评估“一带一路”成就的各种报告。不少报告有不实之虞。例如,2016年的一个报告在评估“一带一路”的“贸易便利化”时写道:“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稳步推进。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国已对外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区8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5个。”其实,该报告所说的14个协定,都是在“一带一路”问世以前就已经签字了。

  我罗列这些例子幷不是要否定“一带一路”的成就,而是希望学者和媒体在总结“一带一路”成就时要实事求是。

  为了推进“一带一路”,我们设立了丝路基金(规模为400亿美元),主要是用于投资。希望今后能出台一些更多的为“一带一路”服务的措施。

  薛:好的,谢谢您,江教授。您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以及其他地区所取得成就,同时也指出了面临的一些挑战。您坦率地陈述事实、表明观点,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也有利于“一带一路”这个世纪工程行稳致远。

  (访谈人: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经受访者江时学教授审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少康协助整理访谈稿)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月号,总第313期,P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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