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审查书本上的史料”的视角。我曾做过台湾竹枝词的研究。有台湾学者批评我的研究“缺乏文学审美”。实际上，文学研究应该有分工、应该容许各不相同的研究视角。顾颉刚说：“我以为个人有个人的道路可以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另方面的成绩我也应略略知道，以备研究时的参考”，“各人执业的不同，乃是一件大工作之下必有的分工。何尝是相反相拒的勾当”，“我相信，在考证中国古文籍方面不知尚有多少工作可做” 。我做台湾竹枝词研究的成绩，除了《台湾竹枝词风物记》考证台湾风土人情，还“审查书本上的史料”，发现丘逢甲的《竹枝词百首》有八首与周莘仲《台阳竹枝词》基本相同。谁谓我的工作包括“审查书本上的史料”无关紧要呢？台湾文学史研究也有古籍整理的工作、也有“审查书本上的史料”的学术视角。
梁启超尝谓：“做文学史，要对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方可以做”，他说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学院（所）出身的学者如我，由于未受过史学及其他学科的训练，做文学史研究可能发生史学或其他学科常识方面的低级错误。文学院（所）出身的学者做台湾文学史研究，要多向其他学科请益，要提倡从多种学术视角来研究台湾文学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台湾文学。感谢各位耐心听完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作者汪毅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