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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问题上的美国因素同时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共中央的对港政策 |
中评社╱题：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对香港政策的英美因素考察 作者：张建（上海）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政策。英国为了维持其在香港的立足点，对中共采取了务实的政策，承认新生的中共政权。这是中共采取对港政策重要的英国因素考量。美国也多方瞭解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意图，评估英国人保住香港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决定美国在香港的角色。利用英美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中共考虑香港问题的重要因素。
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陈兵宝安（深圳）。为什么解放军在气势如虹、势如破竹之时，没有趁势解放香港，以至于30多年后中英两国以创造性的“一国两制”方式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呢？中国共产党这一行为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战略逻辑为何？把香港放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是中共中央运筹香港问题的智慧和方法。由于香港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格局，将国际大局作为考量香港问题的重要基础，体现出中央对香港政策的轮廓和轨迹，并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对港政策的实践。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港政策的研究大多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央对香港政策的历史演变和战略决策，〔1〕但从英国、美国等外部因素的视角来分析中共对港政策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对香港问题的思考与论述为起点，剖析中央对港政策的英国因素和美国因素，以更好地理解国际大局在中央对港政策中的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对港政策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八路军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香港成为中国共产党海外筹集经费的重要来源地。〔2〕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开展内地不便进行的各种活动，把香港变成了保存革命实力、接通海内外渠道、从事广泛统一战线工作和扩大党的影响的重要基地。〔3〕这与中国共产党从战略大局考量香港的地位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的政策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的思考中得以体现。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西方记者的提问时就有了这种后来被称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思考。〔4〕虽然此时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仍处于弱势，但其对于国际、国家问题的清晰战略思考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政治格局。1948年12月，在国共内战中已经掌控大局、胜利在望之时，中国共产党再次表示不会收回香港，中共建立新政权后香港仍将由英国管治。〔5〕1949年2月，斯大林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特使到西柏坡访问。毛泽东会见米高扬时介绍了中共将对香港采取的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还归中国的要求”，〔6〕这是中共领导人较早地表述对港澳问题的政策。1950年初，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斯大林竭力要求毛泽东收复香港。但毛泽东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对于当时依靠莫斯科、仰仗斯大林支持的新中国以及毛泽东来说，这一决定必然是艰难的。这表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香港问题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香港不仅在对外贸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发挥关键的作用。〔7〕
中央对香港政策的战略考量在1951年周恩来通过廖承志给新华社香港分社传达的中央指示中更可见一斑。在这份指示中，周恩来提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解放全国之前已经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个更积极努力的进攻和斗争。〔8〕香港对于打破美国和联合国禁运很有用，还可以令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方面产生分歧。“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个重大决策。你们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要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局委员彭真也指出，现在收回香港有困难，也会在国际关系方面为中国带来问题。最好还是维持香港现状，利用这个殖民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9〕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政策的意义更是与共产党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与地缘战略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香港和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因属殖民主义侵略中国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很复杂，需要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中共中央确定了‘暂时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点在于利用两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发展海外关系和对外贸易，以利于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10〕周恩来曾表示，“香港留在英国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11〕而这一战略的最佳体现就是英国不顾美国的压力，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的金尧如所言，毛泽东、周恩来收不收回香港决定于是否有利于创建国家大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有利于分化美英反华联盟、有利于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有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12〕
利用英美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中央考虑香港问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超过英国，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影响力。所以保住香港，维持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至关重要。而对中国政府而言，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比落入美国人手中更好，这样中国政府可以更加主动，也可以利用英美矛盾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让香港留在英国手中，中国反而获得了主动权，既能够牵制英国使其不致于紧随美国的步伐，也可以利用香港来扩大英美的矛盾与分歧，从而克服冷战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与封锁。同时，香港也是新中国同外国进行经济联系的纽带。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操纵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香港因而成为从西方获得商品的唯一渠道。1948年，香港向内地的出口价值为2.8亿港元，1950年上升为4.6亿港元，1951年达到24.67港元。〔13〕
二、影响中共对港政策的英国因素
从英国方面来看，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务实政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采取对香港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新政权成立前夕，英国政府一方面保持同中共的接触，为承认新政权做准备；另一方面限制中共在香港的活动，加强香港防务。英国的目的是尽力减少在华利益损失，同时维持在香港的统治。〔14〕港府与中共政府建立起一种不流于退让、奉承，而是较互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共政权后尤为明显。一方面，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决策上往往会考虑中共利益，而另一方面中共则不鼓动国内民众发起收回香港的运动。〔15〕
1945年至1949年间，虽然国民政府与港英政府在若干问题上出现矛盾，但国民政府困于在内地与共产党的交战，对于矛盾大多通过外交交涉予以解决，在香港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具体的政策和作为。〔16〕国共内战后期，英国从现实主义出发，为了确保香港殖民地的价值以及保护在内地和香港投资的安全，选择国共内战中的胜利者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在中国“保留立足点”（keeping a foot in the door）。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中国大陆的胜利，英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如何保持英国在华存在了百余年的利益以及对香港的统治。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对华政策备忘录指出，中共在大陆的胜利将对香港产生影响。“在英国不可能保卫香港的情况下，香港要保持当前的地位，必须依赖于中共是否认为香港的存在有利于中共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如果中共认为保持香港目前状态对其有利的话，香港将能继续存在下去。”“在中国必须保留一个立足点，以与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17〕12月13日，英国内阁会议赞同外交部提出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1949年1月，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和殖民地部根据英国内阁会议的决定，拟定了秘密的《香港紧急防卫计画》。另外，港英当局则采取加强移民管制、人口登记等措施，实施《移民管制条例》和《人口登记条例》，以加强内外流动控制。3月5日，英国殖民地大臣也向内阁提交了关于香港形势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短期内香港可能面临的威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左派工会可能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二是大量难民的涌入；三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可能入侵。备忘录提出，香港需要两个旅的兵力才能应对香港目前可能面临的威胁。〔18〕当月，英国政府把原驻防马来亚的廓尔喀兵调防香港，以加强防务。4月，“紫石英号”（Amethyst）事件〔19〕发生后，港英政府认为中共若夺取香港，其根本无力保护，建议伦敦加强香港的防务。〔20〕5月初，伦敦当局根据形势评估做出派兵增援的决定。6月6日至9日，为做好香港防御准备和协调防务事宜，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A.V. Alexander）访问香港。亚历山大在与港督葛量洪会谈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势力正在急速扩展，任何军事和保安措施的延误，将会减弱有关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为增强香港的军事防御和保安措施，英国将委任一名统帅英国驻港三军的司令。亚历山大在提交给首相关于访问香港情况的报告中还提出应采取尽快聘任合适顾问，协助开拓与中国以外构架的贸易、积极招募香港义勇防卫军（the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Force）、做好供给来港增援的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使用的航空燃料储备等加强香港防御的建议。〔21〕与此同时，6月8日，亚历山大在香港宣布英国政府极力希望同中国人民选择的任何政府建立最友好的关系。6月14日，港英当局又制定紧急状态条例，封锁边界，控制人口，实行移民登记等一系列措施。8月23日，英国外交事务大臣恩尼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向内阁建议，不应放弃在华全部利益，应实行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并准备承认中国新政权。〔22〕与此同时，英国积极游说美国，希望在香港问题上获得美国的援助。紫石英号事件后，英国外交官员在与美国同行的会面中开始频繁讨论香港的防务问题。9月17日，贝文访问华盛顿期间，明确询问美国是否会在香港协助英国。可以看出，此时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政府是三手准备：一方面向香港增兵，增强香港的防御，以便在解放军进攻的时候能有所反应；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中共的对话和合作。再者，积极寻求美国在香港受到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正如美国学者所言，“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的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共产党政府，就能促进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23〕
虽然英国当局因应中国大陆国共内战的局势，在1949年5月已经做出增兵香港，加强香港防务的决定，但英国对于香港的政治前景并不看好。面对解放军的百万大军，虽然集结了4个旅数万人的驻港英军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但他们深知这些兵力和部署不足以保护香港，这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防御战。大军压境，一河之隔处于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此时乌云密布、人心惶惶。但解放军并没有乘胜越过深圳河，踏足香港土地，一举解放被英国占领了一百余年的香港。不久，弥漫于香港社会的紧张气氛得以逐渐缓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驻华大使斯蒂文森曾经建议与新中国外交部建立一条官方联络通道。〔24〕10月10日，英外交部训令驻华外交人员不要随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10月24日，英国外交部研究认为，随着广州的陷落，共产党已经直抵香港边境。共产党已经统治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英国的在华利益只能通过贸易来维护，要维护英国的利益就应该承认新政权。但也要考虑承认新中国对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冲击。〔25〕10月27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就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征询殖民地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意见。〔26〕11月2-4日，英国在新加坡举行远东地区代表会议，英国就是否承认新中国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听取殖民地政府的意见，会议最后向英国政府提出应尽早承认中共政府的意见。英国下院在11月17日就对外事务进行辩论时，工党和保守党议员形成共识，即承认新中国已不可避免。此时，虽然英国与美国是东西方冷战中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亦追随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在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上也具有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并非完全一致而无分歧。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英国虽然面临美国要求不承认或有条件承认新中国的压力，但英国仍然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重。1949年12月15日，英国政府做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英国外交事务大臣恩尼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致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照会称，英国愿与中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27〕对此，美国十分不满。英国承认新政府之后，北欧国家包括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等也相继承认新中国，进而推动更多的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3月2日，中英双方开始进行建交谈判。但在中英两国展开建交谈判过程中，英国或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或未能履行承诺，以致两国建交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特别是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允许台湾反共势力藉助香港从事破坏活动，以增加其与新中国谈判的筹码。香港事务也是中英双方建交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双方存在不少分歧。中方向英方表示，应沿用国民政府的先例，〔28〕在香港设立正式的官方机构，而英方却提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双方在驻港机构上难以达成一致，只能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做法，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处理官方的涉港事宜。直到1954年，中英双方才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1972年3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地访问中国后不久中英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鉴于香港问题的重要性和内地与香港联系事务增加的实际需要，曾打算在香港派驻官方代表机构。早在1956年2月就曾向英方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在香港设立特派员事务处，直到1958年英方明确给予拒绝。1972年中方在与英国的外交会谈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周恩来总理向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承诺，中方不会在香港搞双重政权，不会过问香港地方事务。1973年5月21日，英方再次拒绝了中方的关于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处的要求。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就香港问题谈道：“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在此次会见中，毛泽东还说：“现在还剩下一个我们要求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这是出于我们在那里的需要，我们不会搞小动作，不会以此达到其他目的。这个问题可以等你们考虑成熟后再谈，也许在你再任首相时达成协议。”〔29〕
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利益是其在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四十年代非殖民主义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亚洲地区，英国一旦失去了香港，其他殖民地区的利益可能面临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二战后的远东地区是热点问题爆发的重要地区之一，如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从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来看，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改善英中关系，更好地维护英国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利益，也有利于英国在亚太地区塑造一个和平的形象。〔30〕这也是英国并没有在所有政策上都追随美国的原因之一。香港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也是英国势力在亚洲的载体和象征。二战后的英国综合国力衰弱，对自己在香港的地位以及香港的未来命运尤为关注。新中国政府表明“不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使得英国失去了继续统治香港的法律依据。但英国因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愿意放弃这一港口。英国政府态度很明确，香港应继续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应该尽可能的延迟。〔31〕
英国政府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使新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施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具有了现实可能性。〔32〕
香港因素是影响英国较早承认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政府基于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在华的利益考量以及在香港问题上的考虑，最终排除来自美国的阻力和压力，审时度势地承认了新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新成立的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示好”予以积极回应。几个月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国际形势大变，中英之间的互动并没有形成“蜜月期”，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转趋保守，转而加入美国对中国遏制、封锁的部署，并支持美国利用香港加强对中国的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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