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范式就是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为“政治谈判”和“民主协商”制定规则框架和提供法治保障。换句话来说，所谓的“两制”台湾方案一定是运用法治方式来巩固“一中”局面并形成对两岸定位和两岸关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其内容按照不同层次应当包括两岸涉对方事务的政策法制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经由“两会协商”等官方沟通管道所形成的协商协定文本体系，和即将开始的“政治谈判”、“民主协商”的程式规则以及最终形成的宪制性档和方案。
这个过程中最复杂和最实际的问题是程式规则。讲话中特别提出的五个“充分”就是为台湾方案探索确定了基本原则和可行路径，即“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但从操作层面来说，由谁来参与“政治谈判”和“民主协商”在政治竞争相对复杂的台湾地区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从台当局负责人蔡英文在元旦讲话中所发表的意见和1月2日对大陆讲话的回应说法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其核心意见就是强调自己及台当局才是“政治谈判”的主体，两岸关系是所谓台当局的许可权所在。具有讽刺的意义是这正是她作为在野党领袖时所反对的。和蔡英文的“答非所问”相比，在野政党以及执政地方的政治人物们蠢蠢欲动，在1月2日电视节目中已经脱离民进党的过气政治人物吕秀莲也略带神秘意味地公开喊话要参与两岸事务，贡献自己的智慧方案。由此可见，台湾政治竞争的复杂性为走向“政治谈判”和“民主协商”提供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现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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