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前台湾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同于前三十年武装对立时期，经过民主化和社会变迁，台湾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糟糕的政治竞争、揪心的文化氛围、乏力的合作伙伴和缺失的两岸信任”的困难局面，大陆要主要承担起促统责任绝非危言耸听。笔者2014年在台调研时目睹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落得自1949年以来又一次大溃败和以柯文哲为代表的新民意崛起，当时就提出三点建议——“两岸互派办事机构要抓紧落实，陆媒入台要想尽办法，年轻人工作尤为关键且核心在于教育文化政策”，换句话来说，这三点意见的实质就是考虑到促统的很多工作已经没有办法委身他人，必须走向“以我为主、面向未来”的新思维。去年年初“惠台三十一条”的发布正是解决对台工作鞭长莫及和有心无力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将对台工作的主场后移到大陆，以“四个自信”的态度落实宪法“一中”的具体政策指向，实质性提前开启统一后的融合进程，倒逼台湾当局走向“政治谈判”和“民主协商”。
最后，笔者认为理解习近平新时代对台工作新理念，最重要还是要把握“制度性安排”这个关键字，也就是“树立法治思维”。什么叫“和平统一”，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最终达成某种稳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两岸关系的法治状态。这次讲话中所指出的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正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启动宪制性安排进程——这个进程当然需要两岸的对话、协商，也必然会对国家的宪法发展、法治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曾钰峰，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宪法学硕士，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争端解决法学硕士，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两岸法政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助理、清华海峡研究院筹建工作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