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立共和国（中华民国 1911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后，在宪法中都有言论自由权的定义。譬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中国历史上言论自由曾经遭到践踏，秦朝（BC221 项BC207）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是做了“焚书坑儒，独尊法家“，破坏言论自由的恶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时期也有大兴文字狱，直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也对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作了政治的迫害。这种迫害在皇权统治时代当然是为了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为稳定阶级统治的秩序，不惜实行愚民政策，闭塞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有学识的人的思想。于是压制言论自由，便成了统治政策。这种皇权恐惧民愤的积压，在文革时就疯狂爆发了。所幸，中国对人民发狂的文化革命已经作了历史性的分析和解读，定位为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变成了共和国后，人民当家，在国际竞争中，愚民就是自找灭亡，人民的教育是建国之本。中国政府充分了解并全力提创教育。在当今网络交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言论自由权得到天然环境的帮助，与几千年前的‘百家齐放’来比，今天网络上的言论，在传递上有火箭的速度，在目标上可同时达到天罗地网无处不及的地步，在内容上更是得多媒体之功情文并茂，引证丰富。言论表意是人的天性，压抑控制固然不对，但是人性绝非完全善良，毫无恶性或恶心。上述推广教育和提高网络开发和应用政策有助于言论自由，但也有助长人性恶性危害到善良人群。在这个严重的问题上，中美的立场和对策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因而引起误解， 美国指控中国控制言论自由，而中国指控美国让言论自由泛滥，不良文物资讯影响道德水准，败坏风气，增加犯罪事件，误导幼童及青少年也容许商业以不良资讯谋利。这不同的思维当然延伸到两国对媒体的态度和法律上制衡的不同。
舆论话语力或影响力的定义是没有争议的。当一种说法和意见被广为传播，就可能被广为接受，这就能产生所谓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个“广”字，在古时候，只有靠手抄的或印的文书，其广及程度非常有限。也极易被限制。在今日科技进步，多媒体印刷，传播，都能量化，再加上网络普及，电子信箱，通讯，资讯的成本大降的情形下，‘言论广及’在方法上已多元化， 至于要达到广为传播和接受，只需要有经费和人力来制造内容和持续传播来达到其影响力。美国是个完全法治的国家，言论自由和媒体管理全依法办事。但法律常不能未雨绸缪预料科技进步，社会变迁，道德标准的变化，等发生犯罪事件，只能判罪而亡羊补牢常生遗憾。而中国社会传统，法理并重，中华文化把伦理道德放在很高地位，尤其在舆论影响力上，伦理道德是站在较高的制高点。因此，中国对言论自由权和舆论影响力就会注重防范犯罪，作未雨绸缪的管理。不错，任何管理都会多少限制言论自由或舆论影响，但是如果出发点和目的是防范犯罪，维护伦理道德，预防撕裂社会秩序，那所牺牲的言论自由权和话语力是值得的。我们来用几个实例来加以阐明。
首先提个美国的城市杀人案，凶犯察出他的动机受不良网站启动，杀人册划，方法学自网站，以至武器来源也是网购。这凶手最后伏法了，但是网络上以言论自由保护的‘供犯’完全无罪。那被杀的几个人都是活该了。再提现在台湾2020大选的一则大新闻，据报道民进党有顾用‘网军’在网路上摸黑选举对手，购买网站帐号，持续报道不实‘八挂新闻’之事。并动用所顾网军作‘推文’，就是加油加酱，黑上加黑，以讹传讹，结果使无辜后选人要花精力极力解说，这帮网军完全在言论自由权保护下，赚钱快活。相似地，动用‘网军’到竞选者网站‘倒垃圾’和到民调机构‘去灌水’，造成错误讯息和不实民调，选民不奇怪蔡英文政绩不张，论文不实，总统府走私外国香烟，而民调不掉反升？这些弊病使得犯罪已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要处罚已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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