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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关系在武汉疫情不断扩散之际，并没有出现情境共生、休戚与共的心理状态。 |
中评社╱题：武汉疫情与两岸关系“内卷化效应” 作者：王昆义（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国家权力机构内卷化的结果，占有高职位者充斥无能之辈，这就造成机构跟着“痞化”，政策产出也一样的“痞化”。说白话一点就是政策产出粗糙，遇事无法处理，就开始耍流氓，就以处理武汉新冠肺炎的过程来看，内政、两岸、外交都只有一个乱字了得。以民进党政府出现这样的“痞化”现象，若从短期来看长远的执政效果，未来4年两岸关系处于热对抗的局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结果。
一、民进党在胜选情绪中自以为是
以“抗中保台”作为选战总策略的民进党，在赢得胜选之后，并没有放下抗中的情绪。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仍然扛起抗中旗帜操作两岸关系，使得原本已经陷入4年空转、僵持紧绷的两岸关系，再次升高对抗的氛围。
过去蔡英文认为只要民进党能够赢得大选，大陆的对台政策就会跟着民进党转，所以在蔡英文以817万票大赢韩国瑜之后，民进党即以为大陆应该会被蔡英文这么高的得票数有所折服，这样就可以继续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因此民进党就摆出一副两岸关系我说了算的姿态，这为已经十分脆弱的两岸关系埋下不安的引信。
不幸的是，这时又刚好爆发武汉疫情，蔡政府第一时间并没有发挥同理心，一起跟大陆协同抗疫，反而是以保台为由，拒大陆于千里之外，其中尤以一开始阁揆苏贞昌宣示禁止台湾口罩出口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贞昌这种缺乏悲天悯人的作风，立即引发民众的挞伐。
尔后，在接回武汉台胞的包机问题上，民进党为了不让国民党抢去锋头，开始在包机问题上出难题，让第一次包机之后，第二次包机就迟迟无法启动。民进党把第二次包机无法继续启动的因素归罪于大陆，让国台办也出言批评民进党的不是。
紧接着，民进党又在大陆忙于对抗疫情之时，鼓动各国支持台湾加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抗疫的战场拉向外交战。再加上这时准副总统赖清德到美国访问，获得美国高度的礼遇，让两岸关系更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处境。大陆于是在2月9、10日连续两天出动战机到台海周边长航远训，更让两岸关系可能陷入热对抗的局面。
两岸关系在武汉疫情不断扩散之际，并没有出现情境共生、休戚与共的心理状态，反而因为民进党继续操作抗中策略，使得两岸关系在最可能有转机的时刻，仍然继续沉溺在热对抗之中，这可能是因为在蔡英文胜选之后，民进党还一直沉醉在胜选的喜悦中，以为只要趁胜追击，大陆就会真正面对民进党是连续两次完全执政的政党，而不会再寄希望于衰弱不堪的国民党。
只是，在两岸关系失去国民党作为一个防火墙之后，民进党就必须直接面对大陆的执政党，在双方缺乏互信基础之下，期望在未来4年民、共能够产生互动的可能性恐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在武汉疫情还无解之际，民进党却不断地出手挑衅大陆，未来两岸关系出现“内卷化效应”想必会越来越高，这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什么是“内卷化效应”？
“内卷化效应”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成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作为学术概念，其实并不深奥，观察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有很多这样的“内卷化现象”存在。
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他曾在爪哇岛生活过。这位学者潜心研究当地的农耕生活，在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犁耙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原生态农业在维持着田园景色的同时，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吉尔茨就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
1996年另一个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一书中，把内卷化应用到国家权力方面，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他的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只是借用这个概念，它所揭示的现象已经脱离了原词意义。
杜赞奇所提出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指的是，民国时代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济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而“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成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济）的再生和勉强维持。
而华裔学者黄宗智在他所着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书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民初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成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成长即“内卷化”。
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
事实上，根据杜赞奇的说法，国家的内卷化是20世纪初期中国国家政权扩张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具体的表现在即正式与非正式的机构两者同步成长。正式的国家政权透过非正式的机构推行自己的政策，却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而在农村中则可以发现，国家政权的深入，加深了农村领袖与群众间的分裂。这些农村领袖原来多是旧式乡绅，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群众两面的压力，有的选择投靠依赖国家的暴力来驾驭群众，有的则选择让位，给予不肖之徒乘虚而入之机，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农村领袖的“痞化”。
在民国初年，因为军阀争战，使得这种农村领袖“痞化”的现象变成相当普遍，这也是毛泽东在经过70几次的农村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种普遍的现象，以致提出打“土豪劣绅”的革命策略。
把这种“内卷化”拿来解释民进党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之后所出现的现象，或者更能看清楚民进党官僚体系出现“痞化”之因。2019年蔡英文为了赢得初选，不惜改变初选规则、延后初选时程，甚至最后都被怀疑可能在初选民调上动手脚，以不光荣的手法赢过赖清德，让赖最后不得不低头选择接受副手之位。
尤其是在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权力核心改变，以及内阁重组，而重组的内阁却是以败选者作为组阁的对象，虽然这样的内阁被讥为“败选者联盟”，但却不影响蔡英文在党政方面权力的操控，这也是注定民进党政府要出现内卷化的情形。
当然，民进党倾向内卷化的因果是任人为亲、任人为派系，非亲非故或非派系人物，很少会被列入任用的考量。于是，国家权力机构变成是亲属机构、派系机构，只要关系够亲，哪管什么学历、经历与能力，即使是“土豪劣绅”，一样可以好官我自为之。所以，选前的总统出访的私烟案、高铁的300万元遗失案，选后都可化为无形，船过水无痕。
最可悲的是，国家权力机构内卷化的结果，占有高职位者充斥无能之辈，这就造成机构跟着“痞化”，政策产出也一样的“痞化”。说白话一点就是政策产出粗糙，遇事无法处理，就开始耍流氓，就以处理武汉新冠肺炎的过程来看，内政、两岸、外交都只有一个乱字了得。以民进党政府出现这样的“痞化”现象，若从短期来看长远的执政效果，未来4年两岸关系处于热对抗的局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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