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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C会场戒备森严 酒店里外都是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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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IPAC现有人员构成 |
中评社╱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反中本质与涉台影响分析 作者：张文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乐（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简称IPAC，第四次峰会于2024年7月30-31日在台湾举行。该联盟纠集近40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反华”立场的国会议员，自成立以来就在各项“反华”议题上积极发声，恶意炒作涉华问题，传播涉华谣言。在该次峰会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与台湾民进党当局互相配合，在国际上继续藉机炒作台湾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干预中国内政。但其作为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松散国际组织，此次行动的作用也主要停留在炒作“反华”与“台独”舆论，以期获取国际关注，对各国台湾问题政策立场的实际影响有限。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以下简称IPAC）的英文全名为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简称IPAC，是一个成立于2020年6月4日，由英国保守党前党魁伊恩·史密斯发起，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欧洲议会作为创始会员，由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国际组织，目前成员规模已经发展到39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超过25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台湾当局也是其成员之一。①IPAC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极其浓烈、针对性极强的“反华”国际组织，它把矛头鲜明地对准中国，其参与成员也多是长期在各项“反华”议题上发声并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近几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等政治议题上积极地利用该平台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抹黑与攻击，另一方面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对中国展现更加强硬的姿态。
一、IPAC的性质：以“反中”为目的的国际性组织
[表：IPAC现有人员构成]
IPAC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反华”国际组织，这一点从该组织参与的成员就可以看出。现任的联合主席包括美英两国的“反华”议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玛律科·卢比奥、英国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等人，他们都在各自国家的对华政策上持强硬甚至激进的“反华”立场，部分成员也位列中国的制裁名单之中。IPAC在成立时对外宣称的入会规则为，一个国家想要加入IPAC，必须由该国国会的主要政党之间就加入IPAC的议题上取得共识，并由两名来自不同政党、政治光谱及立场相异的国会议员代表该国参与，这两名成员作为该国的代表担当“共同主席”一职，领导该国成员在IPAC内的行动。②例如美国代表即是由共和党与民主党各一名议员担任，英国也是由保守党及工党各一位议员代表。IPAC试图通过该种方式彰显自身主张的“反华”立场在参与成员国国内已经达成了跨党派的一致共识，但这个规范后续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且实际上，由于每个参与国在IPAC的成员较少（人数最多的英国也只有31位，而英国下议院有650名议员，人数较少的比利时仅有1位），区区数位议员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当然不能代表该国议会大多数议员的立场和观点。
IPAC的资助来源包括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台湾的“民主基金会”。④开放社会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都是长期遵照执行美国政府命令，采用资金资助形式输出美国价值观，实施颠覆渗透破坏，煽动所谓“民主运动”，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白手套”、服务美国战略利益的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创始国家希望形成相对协调一致的对华立场，以此对民意和政府施加影响；第二，在这些国家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任何单一国家的议会都难以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抱团联合才能对中国施加压力。⑤近几年来，西方国家议会，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议会逐渐变成了制造对华负面舆论、一定程度上破坏对华关系的主要阵地。IPAC给各国“反华”议员搭建了一个在国际上串联、交流、沟通的平台，打着“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人权及民主自由”的旗号，聚焦于各项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攻击中国的一些重点议题，比如香港、新疆、台湾问题，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和论坛、发布声明与呼吁的形式，在各项“反华”议题上集体发声，向中国施加压力，营造出各个西方国家的民意代表之间“团结一致，共同发声”的景象，是西方国家整体对华舆论战、认知战的组成一环。但由于IPAC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各国的个别国会议员，而各国的国会主要担负审查与监督功能，并无太大的政策执行力与决策力，因此IPAC在成员构成上试图彰显自身民意代表性的同时，对于各个国家政策的实际影响力仅停留在呼吁和施加压力阶段。
二、IPAC的历届峰会以“反中”为核心内容
IPAC于2020年6月4日成立时，参与该联盟的议员通过视频进行了成立宣言性质的发言，其内容将矛头直指中国，把中国定义为“对于全球的挑战”和“定义这个世纪的挑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其官网列出五个重点关注的问题领域：维护国际规则秩序、尊重和维护人权、促进贸易公平、加强安全战略、保护国家主权和完整。⑥在该宣言中，IPAC指责中国“破坏人权与普世价值”，表示“维持国际秩序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因此各个国家应该“协调一致应对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⑦此次宣言彰显了IPAC的成立，其主要针对的目标和对象就是中国，该宣言中提到“民主，普世价值，人权”等词汇，认为中国是以上价值与理念的“破坏者”，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固有的冷战思维之下的意识形态偏见，是长期以来攻击、抹黑中国的固有言论和宣传话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飞速发展，西方某些国家某些政客抱持着羡慕妒忌恨的心态，千方百计、变本加厉地打压与遏制中国。由此显见IPAC的成立宗旨和目标就是成为西方国家的对华舆论战的一环，继而借用西方国家长期抹黑中国的各项议题，通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攻击，达到损害中国国际形象、消解中国政治体制与道路合法性、遏制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
IPAC第二届峰会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于2022年9月14日通过了会议公报，该公报分为人权、维护国际规则秩序、香港、台湾、加强“民主”和支援乌克兰等部分。⑧该公报首先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再一次老调重弹地强调了IPAC在其成立宣言中阐述的该联盟的成立宗旨，即“中国政府在IPAC成立的这一段时间内继续无视民主与普世价值，各国必须共同行动来捍卫所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公报中为了彰显其对于中国“损害人权和普世价值”的指责是言之有物的，列举了西藏、新疆、香港的一些所谓中国“侵犯人权”的具体行为，如“剥夺公民的言论、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同时对反对其统治的人实施大规模监视、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⑨都是西方国家长期抹黑中国的谣言与污蔑，IPAC的公报将这些虚无的指控言论原封不动地照抄了下来，并无新的事证与结论。IPAC表示将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裁中国的行为，包括更新立法并加强执法机制，以发现和排除维吾尔族被“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对“侵犯人权”和腐败的行为人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对“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公正公平的调查，限制向中国出口及转让特定敏感设备和技术；列出被认定为参与中国政府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实体名单，并禁止相关企业向此类实体投资或进行交易。除了人权议题之外，IPAC还指责中国利用经贸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指责其行为“破坏国际秩序”。IPAC对此提出的反制措施包括，建立减少对中国依赖的产业链，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为需要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提供“一带一路”计画的替代性方案。⑩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IPAC都以貌似公正、正义的面貌指责中国一系列“胁迫，侵害香港和台湾人民自由、人权”的行为，还宣称要与台湾、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抵抗中国政府的压迫”⑪。
IPAC于2023年9月举行了在布拉格的第三次峰会，并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在台湾、“跨国镇压”、可再生能源、香港、一带一路、人权六大议题上分别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作为，然后通过“Unit”、“Protect”、“Lead”三个方面做出了IPAC倡议。此次峰会公报重点着墨于在六大议题上反制中国的实际措施，比如在台湾议题上，公报决议要求推动各国政府评估两岸紧张局势显着恶化下最可能发生的情境对经济的影响，推动各国政府建立跨国机制，保障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加倍努力确保台湾代表处在全球享有必要的地位等。在可再生能源议题上，公报围绕防止具有战略意义的供应链被战略竞争对手控制，提出了包括推动各国政府鼓励本地生产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在人权议题上，公报决议包括要求各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进行调查，利用IPAC平台支持相关诉讼行为，支持通过联合国机构追究责任等措施。在“一带一路”议题上，公报决议包括要求各国政府瞭解“一带一路”的相关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加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性解决方案等措施。在香港议题上，公报决议包括呼吁各国政府停止香港过去享有的优惠地位，推动各国政府修订商业风险建议，呼吁对投资者进行监管，确保人权和核心政治自由得到尊重等措施。在“跨国镇压”议题上，公报决议中包括呼吁各国政府举办公开听证会，要求各国政府公开资讯，敦促各国政府审查并暂停仍然存在的双边员警和司法合作机制等措施。⑫
IPAC的华盛顿会议和布拉格峰会公报的共同特点是话语空洞、老套，充满着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特定政治目的的抹黑与污蔑，以及道貌岸然的态度。通篇话语都是完全照搬西方世界舆论的“反华”固有论调和话术，只有缺乏事实基础、空洞的指责与挑衅，毫无公信力可言，而这也恰巧比较符合组成IPAC的这些议员们一贯的“反华”论述的调性。由此可见，IPAC发挥的只是世界“反华”舆论的造势机器的功能，但其影响力又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不断寻求扩张成员规模，以及在“反华”热点议题上发声。IPAC在布拉格峰会中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行动措施，试图彰显自身具有清晰的行动规划和路线，但所有的措施基本都集中在“呼吁”、“影响”的程度，彰显了IPAC在固有的舆论宣传作用之外，本质上只是一个带有谘询与顾问性质的组织，这是由其平台的性质和组成成员的性质决定的。由于IPAC是一个跨国议员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议员的集合，该组织的决议并没有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要求各国遵守。且IPAC成员由来自近40个国家的国会议员组成，每个国家多则数十个，少则个位数，这样数量的成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都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从决策到立法的一整套程序推进的能力，只能是加以建议和呼吁来试图影响行政部门决策或是在议会内部获取多数支持来推进立法。况且当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越多，分布越广，其实越会因为各国具体利益的分歧难以协调一致行动，组织的行动力会下降，因为该组织目前的各项行动与决议都是以“反华”为唯一目的，政治立场极端且偏颇，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该组织内为数众多的国家不可能在“反华”这个立场上具有程度完全一致的利益需求。最后，该组织目前是因共同的反中意识形态结合而成，针对组织内部具体成员的激励较为缺乏，因此难以调动组织成员的行动积极性，故而使该组织人员看似庞大，但大多数成员的作用仅止于表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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