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问题上塑造中美“战略互信”
今天， 中美双方都意识到要从发展的眼光来拓展两国的合作领域，增加利益交汇点，不断充实中美关系的合作性内涵。不论是在经贸、能源领域，还是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美合作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但是， 美国国内仍有许多人对中国充满疑虑。 例如， 在为美国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部研究员罗伯特．萨特等认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它被极权的政治领导人所统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渐高涨，在下列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都对美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动作的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人权和环境保护、确保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历史昭示人们，对付这些挑战，美国不可能达成‘大的妥协’，或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美国领导人还应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教训，要抑制中国的武断和鼓励中国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规则办事，就需要在最高层对这些挑战给予持续的关注，以求逐个加以解决。然而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领导人必须做得更多，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政策，也就是要通过使中国适应和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事务，软化中国的武断性。遏制甚至施压仍必须是美对华政策的中心因素。”
“遏制甚至施压”的对华政策， 在台湾问题上意义更加不同寻常。台湾问题始终是双方难以增加“战略互信”的焦点。
所谓“战略互信”，按照部分美国学者的解读，并不在经济层面上的摩擦，而在于美国人无法确定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对美国有益，他们也不能预测中国将如何在台湾问题上运用自己日益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在“崛起”中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国家统一目标。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能够塑造“战略互信”吗？
其实， 笔者一直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已从前几年中方意识到要“斗志、斗勇而不斗气”的状态，演变到双方都开始理解“求发展、促和平，谋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如何合理地争取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让美国人真正瞭解到中国的立场并切实履行自己做出的一系列承诺（如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也同样面临巨大的困难。
或许，美国的一些政治实践，反过来值得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好好学习。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反独促统”的一些具体做法就很值得思考。一八六一年林肯就职之日，已有七个州先后退出联邦。不管南方反叛一方如何发难，林肯始终做着不懈的努力，并未把叛乱各州民众排除在“美国人”之外，而是反复强调“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不可成为敌人”。战事爆发后，林肯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突破性的举措， 通过颁布《摩理尔法》、《奴隶解放令》等诸多文件，迅速瓦解了南方的经济基础， 获得了民心的广泛支持。内战结束之际，林肯趁机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把美国的民主建设推进了一大步。
另一个是小布什总统的台湾政策。小布什政府虽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在处理与两岸的关系上，却显然非常“务实、弹性”，不理解他的人说他“两面三刀”，知道他个性的人则称赞他的做法“坦率”和“直白”。例如，他先是誓言旦旦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然后又迫于形势开始和中国合作。但是在合作的前提下，他并不考虑是否“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坚持强调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自身对两岸军事情势的判断，来决定向台湾出售什么样的武器系统，美国不会看着中国的脸色来决定对台湾军售的清单。很难说小布什的做法没有“坚持从战略高度长远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特别是他坚持配合中美高层的相互往来，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但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没有达到中方的期许，对中方的“核心利益”，美国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林肯的老辣给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不管陈水扁和民进党如何执迷不悟，如何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大陆应该始终不一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更多地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来处理台湾的“分离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在道义上获得国际社会和台湾人民更多的认同。一旦他们宣布法理独立，大陆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应用《反分裂国家法》，用武力加以遏制。
小布什的做法也给大陆许多很好的启迪：就是在和美国人交往的时候，不妨研究对手的个性， 以美国的政治哲学、美国人熟悉的政治方法来和美国“斗勇、斗智”，同时不拘泥于形式，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最大地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美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做利益交换， 但是美国仍有可能进行某种“妥协”。从这个角度上看，高明地处理危机和战略冲突，也是赢得对手尊敬和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手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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