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陈水扁的地位稍有巩固，或者下一届台湾新政权产生以后，即便是国民党，都有可能发生日台关系实质升级的可能。
日台关系可能是靖国神社和历史问题之后，日本所准备的一张牵制中国的牌。
日本现在对台湾的政策虽然没有变，但是有一个特征，就是日本的对台政策美国化，也就是说，日本要更多的效仿美国推行的对台政策。
日本与台湾的人脉关系超过美国
下一步的趋势，肯定是向美国看齐。日本也不是追求自己的突出，不是要比美国的影响还大，没有那个野心，但是日本的人脉关系比美国还强。日本与台湾之间，有着看不见的人脉关系。台湾的好多公司经营者，可能还有日本的舅舅、日本的叔叔，这种关系在美国是很少的。日本对台湾实行了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留下了相当的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还不光是法理上的关系。如果仅仅是法理上的关系，法理一变，整个就变了，感情也就没了。但是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我觉得比美国还要强一些。这种关系，是沉潜在水面下的。对此，我们不能忽视。
是否参拜主要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
我的意思是，短时期内安倍的这种暧昧态度对中日关系的改善，留出了一个空间。特别是中国对日本的期待，留出了空间、余地，所以我们才做出了那个决断。
当然我想，中央做出这个决断的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要感化日本领导人。你想想，十六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一二三号人物全见，这种待遇恐怕美国总统都没有享受。所以我想，我们的这种战略主要着眼于感化。
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讲，这种感化有没有作用，还是完全取决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如果安倍面临的国内形势，迫使他非作出某种表态不可，也就是非去不可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放弃与中国的这种默契。因为这很现实，他是要接受选举的，他是需要民意支援的；没有国内保守派的支持，政权就没法运营。
所以安倍下一次去或者不去，关键取决于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化，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或者国际的舆论，甚至美国的压力。而且美国政府也不会给日本这种压力。
我觉得，现在的中日关系，包括安倍首选中国进行访问，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姿态。因为依靠这种政治姿态，在国内对他来讲是要得分的。
得甚么分呢？就是让这些选民树立对安倍外交的信心。
可以悄悄调整自己的策略
抬面上握手 抬面下照踢
如果想让我们这种付出，今后能够长期、持续地为稳定中日关系服务的话，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外在条件，就是安倍必须至少保持目前这种暧昧态度；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不声不响地调整我们对日本的政策。
甚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原来是历史第一，靖国神社第一，现在不知不觉地把这个放在第二、第三，不要将之作位前提条件了，不把它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了。当然它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要参拜，要是有甚么言行我们接受不了，就照批照骂，但是我们不把它与首脑互访挂钩。
如果我们做了这种调整的话，中日关系目前的这种气氛会持续，而且可能会求得一种比较稳定的局面。起码，在感情上、气氛上可以保持。但是在另外那些点上，还需要激发我们的智慧。
我们通过这五年与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较量，虽然我们国内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的政策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从上到下，我们都开始在考虑我们目前的这种做法，得到的是甚么？将来有可能得到甚么？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我们对日本的战略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这可能也是我们通过这对立的五年，所学到的东西。
但是此次邀请安倍来，就明显体现了这么一种精神。
我想，如果有这个做保证的话，未来中日关系不至于大吵大闹，见了面也不说话。话是要说，可能台面上握手，桌子底下照踢。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们也适应了，日本也适应了，也并不是一桩坏事，这就是一种正常关系。
几百年与日本交往的教训
就是太重面子
我们不可能企望建立一种心心相印的中日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战略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将之压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就是我们心知肚明，要保持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是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一些小的面子上的利益，如果能争到，也应该争；但是如果因此要我们付出实际的利益，要我们拿里子换面子，我想我们中国就要考虑考虑了。
过去几百年中国与日本打交道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重视的面子太多，重视里子太少，而日本跟我们恰恰相反。中国人可能在当时的交往中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最后落得都是虚，人家落得全是实。结果最后还是说不清，连虚的可能都泡汤了。
我们现在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展望，最多只能是一种谨慎的乐观。
郭震远结束语：
中日建立政治互信是关键
安倍应该“言必行行必果”
今天我们的讨论还是比较深入的。我自己这一段时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安倍内阁就日本本身来看，还应该说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府，或者说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内阁。因为在日本国内安倍是鼓吹改革的，延续小泉内阁的路线，标榜的是改革，所以还不好说他是保守主义。但是说他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内阁，应该是合适的。从这一点下来，他的政策恐怕会对内修宪、修改教育法，对外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亚洲外交政策，都会有所表现。
其次，在考虑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无论历史问题还是台湾问题，甚至是包括油气资源问题，等等，我们恐怕要把它作唯一个整体来看。就是从日本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明显的，到小泉内阁非常突出的，就是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实际上就是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不同的组成部分，统一在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中，而不是单独的。历史问题绝对不是单纯地谈历史，不是说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坐下来谈就可以解决。坐下来谈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靠谈，是解决不了中日关系当中的历史问题；就是说，它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如果它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就因为它已经成为中日战略矛盾当中的一个表现点，所以纔有这么多冲突。包括台湾问题，我二零零二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有关日台关系的文章，标题就是《从历史情结到现实战略利益的转变》，讲日台关系的变化。
第三，关于此次安倍来访，确实如大家所讲，作为此次访问本身，应该说安倍的需要，是个主要原因，而且这个需要主要是其国内的政治需要，包括大家反覆讲到明年对他是个考验的参议院选举。而对我们来讲，也有一个叫做顺势而为。因为中日关系这五年的状况，双方都确实认识到了是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个局面需要改变。那么，乘着日本首相换人，可以说是顺势而为。
第四，中国方面得到的最大的东西，是使过去五年多中日之间那种僵持的、降到历史最低点的关系，出现了转圜的可能。中国方面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这样一种转圜，可能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可以就此乐观地发展起来，这还差得很远，还存在大量的问题。所以温总理在与安倍面谈的时候所强调的“言必行，行必果”，和胡锦涛主席讲的四点里头的第一点，就是建立政治互信，这恐怕是要害问题。其实过去五年中日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关键是没有了互信。就是原有的互信不存在了，而今后中日关系能不能以这一次为转折点，继续地改善和发展，要害也在于能不能重建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还确实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能够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新的政治互信，那么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应该说是可以期待的。如果再次出现中日之间政治互信的被破坏，恐怕未来的中日关系，也就很难有更好的发展。
评论员简介：
金熙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一九八五年获硕士学位，一九八九年四月赴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课程，一九九四年三月获学术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东北亚问题。二零零二年开始获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专著有《日本近代学史纲》、《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等。
晋林波：一九八四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一九八五年考取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由教育部公派赴日本名古屋大学攻读博士，一九九四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九四至九五）、美国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九五至九七）、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零一至零二）从事客座研究。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亚太室主任。
胡继平：1967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1991－199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4年8月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0年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副主任。2004年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曾任日本法政大学招聘研究员、朝日新闻亚洲网路客座研究员。
江新凤：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日本问题和东北亚安全研究。参与撰写《20世纪重大战略决策选评》、《2005年度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等5部著作，在《中国军事科学》、《人民日报》等重点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70余篇。
修春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台湾问题、台湾对外关系包括台美关系和台日关系、两岸关系的研究。
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目前从事美国外交和亚太安全研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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