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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然而，等到“五四”运动过后，特别是胡适在国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交际越来越多之后，他逐渐又开始往回变了。如1928年以后再给胡近仁信时，我们就发现，他又重新开始注意两人之间的辈分了，又开始用“近仁老叔”的称谓，并重新在落款时写上一个“上”字，正文虽仍用白话，却不忘“赐”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礼数问题了。  　　事实上，“五四”后，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胡适早已抛弃了“五四”期间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种种西式的交际方法，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式上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种敬语不厌其烦，凡提及对方时甚至还会按照旧礼法换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时则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谦词以示尊卑之别。  　　除了尊从传统礼法与人交际外，我们从胡适“五四”前后的衣着变化也不难注意到其骨子里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固。  　　从大量胡适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如当时国人一般，着长袍或长袍马褂。到美国后，胡适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学任教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留美回国，且主张再新派没有的他，却不像许多留欧美回来的教授，几乎从来不穿西装，而是始终身着长袍。只是当他1937年再度出国，和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后，我们才又看到在美国的他穿上西装了。而1946年他刚一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马上就又换上了象征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包括1948年在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集体合影时，几十位归国学子几乎一色的西装革履，他却依然是一袭长袍，坚持不穿西装。（参见左栏图）  　　综合胡适“五四”后生活和工作中处理新与旧及传统与现代关系时的种种做法，我们不难了解蒋介石何以对胡适颇多推崇了。蒋介石在1962年胡适去世时所送的挽联，可以说最准确不过地概括了胡适的这一特点。其联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六、“五四”后传统延续与反传统的较量  　　“五四”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像胡适这样思想新、伦理旧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尤其那个年代蒋介石国民党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过“五四”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权后的蒋介石对“五四”向无好感。这种情况下，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按照“五四”当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国社会。不仅如此，1934年蒋介石还以发动新生活运动为由，大力普及“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过提倡纪念孔子诞辰来号召社会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传统的留恋和推崇的情绪，可以说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从蒋介石一生的着装上，清楚地看出蒋对传统的执着。从蒋的大量历史照片可以看出，蒋一生主要着装为三种形式，即军装、中山装、长袍。过程是早年长袍，以后主要着军装，50岁以后多着中山装，重要场合通常着中式长袍马褂。蒋显然视长袍马褂为礼服，并习惯以长袍为日常生活的便装，其重视此一服装的民族传统形式和象征意义的倾向，可谓一望而知。（参见右栏图）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无法具体说明中国传统断裂的历史经过，但仍可以通过几张照片让大家了解新旧中国变化之大，由此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1949年前尽管有过“五四”，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旧传统的延续之中，其受西方影响之变固有之，但演变之速度相当缓慢。它与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实难同日而语。（参见下通栏图）  　　最后是我今天讲演的结论：第一，“五四”只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动和转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坏的作用，但和其他历史节点相比，无论其口号激进与否，至少其作用及影响都极为有限。  　　第二，“五四”后至1949年，新文化运动中发生过的任何挑战与破坏，都未能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更谈不上普遍的破坏和摧毁。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依旧保持着渐进的步伐，并未因“五四”而中断或瞬间激进起来。  　　第三，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对旧文化、旧传统的彻底破坏，既是与其他种种外部因素的作用力密切相关的，也是新政权出于创立新社会的考量着力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一种结果。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与模型，却全然不是源自于“五四”。  　　当然，诚如前面说到过的，“五四”既然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必经的现象，从新旧文化冲突的角度，“五四”再有局限，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其一，它清楚地反映出受到西方“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刺激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谋求思想解放的不顾一切的努力；其二，它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近两千年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一次难得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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