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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一）正统观点：“五四”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保守主义观点：“五四”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三）自由主义观点：“五四”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夭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林贤治几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对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表现出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  　　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点。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它成功了，破坏力巨大；而自由主义观点却认为它虽意义巨大，却半途夭折，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破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坏；它实际上究竟意义如何呢？我们因此不能不有所讨论。  　　坦率地说，这一争论的核心之点，其实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我想我们理当先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即“五四”为什么会发生？  　　总结起来，“五四”的发生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条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这个时候读者之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的旧东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过去虽然也有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但当年具有严复那样眼界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的译介工作靠的是传教士通过同文馆训练出来、毫无新思想可言的外语人员，因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译介的数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学回国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热衷于译介各种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资料接受新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随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相当充沛的思想启蒙材料。  　　思想启蒙要形成规模和效应，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一个是城市化要发展到相当程度，一个是生产力必须发达到相当程度，亦即必须要有比较便利的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传播的条件。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中国不仅缺少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为科举的教育基础是乡村私塾，因此就连相当多有知识的士绅，也都住在乡下。清末新政以后，全国范围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兴实业，包括开放办报办杂志，到这个时候，城市化的规模和交通、信息传播条件已达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思想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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