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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城乡统筹

http://www.CRNTT.com   2013-04-02 09:51:46  


 
三元社会高度不稳定

  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在城乡统筹原则主导下的城市化。为什么要搞城乡统筹?这里有几个前提。首先是三元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三元社会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尤其在东南沿海。例如,广东每年要吸收两三千万的农民工。农民工非工非农,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道地的农民,而是流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因此,这第三元是最不稳定的因素。高强度的流动性本身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缺少制度性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尤其显示出其不稳定的性质来。在城市经济危机的时候,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回家务农,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家乡还有一块土地(不管大小),而且也因为有能力务农。但第二代农民工则不一样了。他们大多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即使他们在家乡也有土地,但已经和父辈不同,没有务农的能力了。他们越来越要求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力。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已经开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这第三元转型成为城市居民,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如何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关键。

其次是农村的衰败或者被衰败。农村的衰败,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外流。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现在很多村庄,劳动力都外流,留下一些老人和小孩,道路、耕地、学校等等被荒废。但也有很多村庄是“被”衰败的,这主要是由城市化对农村的土地需求所引起的。很多村庄,尤其是城市附近的村庄,往往以各种形式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出卖土地。这些村庄原先并非城市的一部分,但现在越来越像城市,它们中的很多已经演变成“城中村”。大量的资本也流入农村,以各种形式收购农民土地,从事各种开发项目。无论是土地拆迁和土地开发所产生的问题,还是“城中村”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城乡统筹来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很快消退。经济改革在上世纪199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口,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越来越困难。在一些领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倒退的趋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公平地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往往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和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政府的经济杠杆。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但是国有企业也在相当程度上挟持了国家政策。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已经有效遏制了民营部门的发展,遏制了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尽管简单的扩张仍然是很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之道,但很显然,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中国很难再继续依靠国有企业来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要继续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已经不可能。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糟糕。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欧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些国家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其经济结构。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仍然停留在应付危机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些政府所出台的政策属于“救火”性质。欧美市场对中国仍然很重要,但要依赖欧美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显然不可行。同时,尽管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增加,但增加的总量很难和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出口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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