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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改革理念遭遇制度障碍

http://www.CRNTT.com   2010-12-30 14:25:09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南方科大之难 　　朱清时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他希望在南方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试验的难度让他始料未及。“一年中，我有数次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办南方科大，不过是深圳市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胡闹”。 　　朱清明一次一次地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的改革设想，同时也积极疏通各方关系。2009年12月底，他利用在横琴岛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机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沟通，争取他的支持。 　　从去年底至今，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鲁昕等人，都表示支持南方科大“做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试验”。鲁昕还说：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但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得到上级批准，难；但上层领导表态了，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顺利。朱清时说：“后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批准。” 　　2007年深圳市已和教育部进行沟通，一直没有结果。对于设置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一年只开一次会讨论。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今年9月，教育部为南方科大“开先例”，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朱清时说。 　　不仅仅是与教育部，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今年初，在深圳市政府协调下，南方科大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了一个校区，不料存在建筑物漏水问题。按规定，修缮工程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繁琐的步骤，几个月后才得以动工。同样，朱清时想给办公室配一台电脑，也要走至少两个月程序。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校址确定后，需要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朱清时制定方案，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人民币起步，舆论迅速热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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