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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家因“小姐开不了发票”被处分冤不冤

http://www.CRNTT.com   2014-11-03 11:43:09

中国的科研经费比较集中在名牌大学，而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在潘绥铭的作品《存在与荒谬》中，已经交代他采访性工作者主要的方式就是以“嫖客”的身份和她们聊天。对性工作者而言，最值钱的是时间，按“钟”收费，采访小姐会产生费用也是自然。既然会产生费用，就存在一个如何报销的问题。首先，潘绥铭教授的研究对象主要分布在“红灯区”，是偏低端的性工作者，这和能开发票的高端浴场、会所不同，本来就无法给潘老师开发票。其次，如果确实开不了发票，还可以在报销明细里，走“劳务费”的形式，但性工作者属于对个人信息敏感的人群，她们非常不愿意在这样的劳务单上签字。 　　在某大学内部的一份科研经费报销规范中，可以发现对于“社会调查”这项开支，需要委托调查公司进行，然后持和调查公司签订的合同和明细来报销。这对于亲自走访、访谈性工作者的潘教授而言，显然又是一道门槛。 　　尤其在“真嫖的拿着发票报销去了”的风气下，开不了发票的潘教授更易博人理解 　　在潘绥铭教授被行政处分一事披露后，民间舆论并没有一种“反腐反到了科研领域”的畅快淋漓感，而是普遍对潘教授持同情、理解的态度。这是为何？ 　　就在最近颇引关注的“厦大博导诱奸门”中，当事人还爆出“开房发票在国家课题费里报销”这样的消息。据说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性工作者都会讲几句中文，最熟悉的两句是“草草草”和“开发票”，所以，当人们看到一个有切实采访记录的学者，因为“小姐开不了发票”而被处分，自然会有“真嫖的拿着发票报销去了，做学问的倒开不了发票”这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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