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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政权、统一新疆之后，旅居南疆的浩罕汗国商人屡次兴风作浪，或资助和卓后裔作乱，或招引浩罕侵略军多次入寇，甚或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嘉庆二十五年（西元1820年）至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在浩罕的支持下，新疆和卓后裔张格尔先后4次入犯新疆沿边作乱，其中道光六年（1826年）浩罕出动支持张格尔的军队竟逾万人，接连攻陷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四大重镇。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末张格尔被擒获正法后30年间，浩罕仍多次支持其境内新疆和卓后裔侵犯和骚扰南疆，仅规模较大的就有三起，即道光十年（西元1830年）“玉素甫之乱”、道光二十七年（西元1847年）“七和卓之乱”、咸丰七年（西元1857年）“倭里罕和卓之乱”。正因为浩罕商人（清人称之为“安集延人”）屡次协助张格尔作乱，本来在西北陆地口岸和南方广州口岸对外商颇为宽容、重视保护外商经济权益和人身安全的清政府忍无可忍，于道光八年（1828年）下令稽查其在喀什噶尔等地有安家置产者，分年驱逐。 　　中国跨境人口流入现状与增长趋势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当今我国跨境人口流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种人口流入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外国旅游者。2006～2011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入境外国旅游者人数从2221.0万人次增长到2711.2万人次。另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常住外籍人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居住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3832人，接近60万，其中男性为336245人，女性为257587人。按国籍分，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120750人，美国71493人，日本66159人，缅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国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国14446人，澳大利亚13286人。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其他国家人员181589人。如果考虑到没有接受普查登记的在华“三非”外国人，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员应明显超过60万。 　 在国内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内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等压力下，在中国大幅度增加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取向下，来华常住外国人还有持续大幅增长之势。在一些边境地区，我国边民越来越多地使用邻国人工为自己建房、做工；在深受“民工荒”困扰的珠三角等地区，企业使用合法、非法越南等外国劳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在远离边境的湖南等内地省份都发现了非法务工的越南人。至于非法入境、居留的越南新娘等，甚至在华北各省份也多有发现。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吸引力，外国来华留学生正在日益增长；为了在国际社会创造更有利于我国的环境，我们也有必要吸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如我国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贸易、外交谈判归根结底做的是人的工作，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内有众多来华留学生且他们在政府、经济、舆论各界身居其位，那么可想而知，不仅我国与该国的经贸发展会更快，遇到的摩擦、“中国威胁论”的噪音也会减少很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新世纪初，全球留学生总人数中就已有14%是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多年来在吸收来华留学生方面我们成绩相当一般，以至于2006年笔者接受国家外文局委托研究项目时，发现墨西哥这个人口近亿，在拉美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时每年公派来华留学生不过区区12人，且来华留学生中学习语言、文化者多，学习经贸专业者不足。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且正在快速改变。 　　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初等、中等学校入学人数已经连续多年减少。普通小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3315.4万人，1995年为2531.8万人，2009年已经减少至1637.8万人的低谷，2011年也仅仅回升至1736.8万人；普通中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2698.9万人，2003年达到2947.4万人的高峰，到2011年已经减少至2484.8万人。高考考生人数也由此从几年前开始减少。在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幅度扩招的背景下，假如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势头不变，未来高校遭遇“考生荒”和相应的财务危机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届时，相当一部分高校将会把眼光投向外国留学生，不能排除即使明知其中很多人只不过是打着来华“留学”旗号非法就业和企图长期居留，也听之任之的情况发生。 　　迁入民族对中国当前社会治安与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在这样的对外贸易和跨境人口流动发展趋势下，我国东部和南方对外经贸发达地区正在形成新的迁入民族群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冲突风险相应开始滋长。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某些恶性外国人犯罪事件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在堪称“世界小商品王国”的浙江义乌，这项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在华外国人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本来，明代以来南方省市回民少有聚居，且与中亚、西亚、北非穆斯林社会大本营宗教和商业交流较少，其宗教情绪相对淡漠，宗教本土化倾向较为强烈，被称为“有信仰、无教门”，“有回族、无穆斯林”。明清之交，正是以金陵人王岱舆（约1584～1670）、刘智（1660～1745）为最杰出代表的一批回民学者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观念，即提倡“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一元忠诚”到“二元忠诚”的变革，堪称迈出了伊斯兰教儒学化以求适应中国社会的最大一步。后来瓦哈比教派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传入中国西北，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遭遇大幅度逆转，但对南方回民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近代史上长江、珠江流域诸省不曾发生重大汉回冲突，平时也几乎不曾听闻西北、华北省份和云南时有发生的汉回摩擦。然而，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正在南方某些局部地区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一点，最典型者莫过于浙江义乌。 　　作为世界最大小商品市场，义乌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商人，不肖之辈也混杂其中。在现实生活中，仍占少数的外国人已经制造了义乌大多数的刑事犯罪案件，以至于中央政府前几年不得不从外交部和商务部各调派一名干部担任义乌市副市长；接连发生的印度商人赖债事件，更在2011、2012两年发展成了中印两国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与这些相比，潜在风险更大的是当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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