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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这样。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金本位“黄金时代”，带有浓郁“自由放任”特征的全球经贸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近六千万欧洲移民涌入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约三千万印度移民迁入其他南亚国家、东南亚、南非等地区，约一千万华人迁入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户籍、护照等制度趋向完善，如同“九•一八”之前中俄（苏）陆路边界那样不需任何证件即可出入国境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引进劳务等方面的需求仍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又常常是通过血缘、地域等关系而接踵到来，从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新的聚居移民群体，某些新的聚居移民群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如二战之后起初作为劳工少量引入德国的土耳其人已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民族，西裔已经迅速超越黑人成长为美国第二大族裔，而且是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摩擦风险也随之日滋月长，某些摩擦已经开始朝国家认同方向发展。 　　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在当地占比较少，一方面，他们因与当地原住民接触交流机会高而更容易融合于当地生活风俗、文化传统、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人数的明显劣势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体中不轨之辈的异念。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虽多，但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陆续到来，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对当地有潜在敌意的单一移民群体，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陆续融合于当地，或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挑战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体在较短时间内就膨胀到了很大数量，并以原国籍、民族、宗教等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够大的单一移民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成员较多地倾向于通过指责当地规则和政治权威不公来获得更多利益和增进本群体的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当地既定规则、服从当地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假如单一外来移民、特别是文化传统与当地主流社会差异较大的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只要东道国政治环境适宜，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就将应运而生。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英国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伦敦，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根据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推测，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元化城市”。 　　对移入国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治统一威胁最大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从外部进入的某个单一移民群体甚至可能在一个地区占据多数而“鸠占鹊巢”。各国、各地区历史上这种事情所在多有，在当今世界民族冲突的最热点地区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科索沃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问题就是典型。科索沃本系塞尔维亚民族和文化发祥地，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大量迁入，跃居当地主体民族，埋下了当今科索沃问题的根源。斯里兰卡本是2500年前僧伽罗族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公元前2世纪前后，泰米尔人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从5世纪至16世纪，岛内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到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用强制手段将印度殖民地南部数十万泰米尔劳工迁至斯里兰卡中部和南部种植园劳动，导致锡兰岛上本来人数不多的泰米尔族社会急剧膨胀，斯里兰卡独立后泰米尔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8%，斯里兰卡旷日持久的内战实源于此。所谓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和“挑拨离间”的民族政策，不过是助推已有的矛盾和仇恨滋长而已，并不是产生矛盾和仇恨的根源。 　　今天，仍有不少国家因国际经贸发展和收容难民而在国内陆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单一聚居外来移民群体，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针政策又激励了这些外来移民群体拒绝融合于当地社会，而是围绕着原国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对当地社会具有或明或暗敌意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正日益成型并具备现实的行动能力，而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会以暴乱等相当激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倘若假以时日，未必不会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对抗。 　　由于地缘、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二战之后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接纳了大批穆斯林移民，这些移民相互之间在故国可能深陷国家、民族、部族之争，但在欧洲社会却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日益趋向形成一个单一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导致不少社区、城市穆斯林色彩日益浓厚，某些城市甚至正在成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占多数的地方，某些国家本土民族在未来人口构成中可能落到一半以下，这一切又驱使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拒绝认同当地文化、风俗乃至政治，伊斯兰教法高于东道国法律的思潮流传甚广，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以至于出现了将“欧洲”与“阿拉伯”合而为一形成的新词——“欧拉伯”（Eurabi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乃至北美、澳大利亚，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与当地社会冲突问题日益浮现，其中不少冲突已经涉及上述群体对当地社会的政治敌视，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杀案、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等就是如此。近年来，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西欧大国政要相继公开抨击多元文化主义，指责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已经失败，这表明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已经极为明显，即使一贯喜好自我标榜“多元化”、“宽容”的西欧国家社会也无法继续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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