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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以一国两制原旨解京港焦虑

http://www.CRNTT.com   2014-09-11 00:26:10

三点反思 　　首先，这一份“白皮书”从中国大陆的政治逻辑来看，确实具有其合理性：第一中国作为单一体制国家，自然不可能同意地方政府有对抗或颠覆中央的权力，何况香港某些反对党派，怀有极深的殖民情结，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只以争御用为荣，从不见其为香港人民争取过任何权利，而今则振振有词争“民主”，北京对这种有所警惕，也是情理之中。第二所谓的“一国两制”，当然必须在“一国”之下讨论“两制”并存，才有其需要，才有其意义；若非“一国”之内，讨论“两制”的关系则是多余而不必要的议题，所以，讨论香港制度的保存或发展，决非立足推翻“一国”，或是反对“一国”的前题下来讨论，是以香港人士在讨论香港“政改”时，有必要将“一国”之内中央政府的依法管理，和中央过渡地、刻意地或扩权地的干预香港的自治区分开来，才能彰显香港良好的法治传统；否则，中国大陆和部分香港社会人士之间就很难建立理性沟通的可能；反之，北京则必须理解在法制的传统上，中国大陆习惯于对权力采取正面表列的原则，因此香港特区的权力，明列“基本法”之中，对北京的认知而言，“基本法”没有列出的均为中央的权力；而然在香港对权力的习惯理解是负面表列，他们认为在“基本法”中明订中央只有国防与外交，其他均属香港自主的权力，这是法理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双方必须透过协商，和平寻找折中之道，不能依靠中央政策或领导人的讲话，来解决问题，否则就可能治丝愈棼，徒增反感，例如香港特首的普选，就是明显的例子。 　　其次，中共的“施惠政策”，从这一份“白皮书”来看，北京为了在1997年之后，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可以说尽心尽力，仁至义尽，其目的在一方面维持面子，另一方面垂范台湾。所谓维持面子，就是香港在中国人自己管理下，依旧繁荣、发展，在早些年确实见效，然而长期的施惠不仅不符合施政成本，而且也容易被视为当然，则边际效用必然递减，结果就必然形成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不正常的依赖关系，即施惠者受制于受惠者的颠倒现象。施惠者不得不长期地“给”，而得不到礼貌性感谢，而受惠者则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仅不感激还要回头指责施惠者，在大陆开放自由行的问题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因此，施惠的必须由受惠者去争取，去努力，由受惠者去珍惜优惠政策，而不是片面给与必须在施惠之中，逐步追求平等交易，公平互惠。之后治港之道，首在北京放弃“面子”的羁绊，回归正当的管理，反思香港以往繁荣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为支撑其发展，而在于利用其经济地理的战略优势，作为中西之间的介面。如今中国大陆自己迈入现代化的征途，则香港的经济地理的战略位置也在转换调整，所以北京对香港的协助应是从全球化的趋势，寻找香港的新经济位置，则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就具有了未来性，有了这些，则香港部分激进的反对作为，就失去其社会基础。香港人士也必须注意到“一国两制”的维护不是大陆单方面的负担，同时也是香港的责任。从1997年迄今，香港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北京的“自制”。如果香港对维持“一国两制”的方法，只是以抗争来突显“一国两制”的危机，以港独去对应北京的施惠，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则结束“一国两制”的活力和生命的，可能不是北京而是香港。假如香港的精英以正面参与去丰富“一国两制”的内容和实践，反而是展现“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的新生命，更重要的是陆港双方可以经由对“一国两制”的共同参与，建立必要的互信，则香港可以在互信的实践中探索民主的途径，北京也乐于从香港的“政改”中，吸取大陆“政改”的参考。总之，香港各界精英如果认定“一国两制”是香港的较优选项，则必须思考与北京相向而行的可能性，“一国两制”才能开花结果。而将“白皮书”的出台，视夺带有政策实践总结的意义；一般而言，北京还是肯定了“一国两制”这些年实践的成就，而且也承诺继续推行，只是有了“全面管治权”的伏笔。看起来，下一个廿余年，决定了2047年之后的“一国两制”，是否继续运行的关键的时期，香港人士必须从“白皮书”读出这一层意义，更好地去维护和发展“一国两制”。 　　其三，至于“一国两制”的垂范功能，绝大多数都认识到香港和台湾的差异性。因此，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结果，对台湾没有垂范功能就是必然的，逻辑的结论。然而香港和台湾也有其相似性，从地理位置来看，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边缘；从规模来看，相对都是小的经济体；从意识形态来看，都是反共亲西方的意识形态；但从解决的手段而言，都坚持采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分歧；特别从未来看，双方都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下，寻找新的位置，此一寻找都脱离不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香港“一国两制”的垂范功能，其主要的重点不在于香港的稳定繁荣，而在于“一国两制”，是否可以为一个国家之下，两个互不信任的敌对社会寻找一个相互包容的制度，共存共荣，相互促进。假如北京在香港议题上，最终使得香港精英愿意共促“一国两制”的成长，则在方法上，对两岸关系的和解必然具有垂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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