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杨开煌：以一国两制原旨解京港焦虑

http://www.CRNTT.com   2014-09-11 00:26:10

若干问题 　　但是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白皮书”呢？当然其直接的理由是回答香港社会对香港政改的杂音，代表北京为2017年香港政改定调，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是北京在中国崛起后的“大战略”的一方面，显然北京在中国崛起之后，其国家的安全观已经从主权和领土防卫的安全，调整为以“发展”促进安全，因而在最近一段的时间，北京采取了“走出去”的大战略，不同于早先的经贸“走出去”的战略，目前的“走出去”大战略，采取的是“文化”、“论述”和“市场”等手段。 　　文化手段是以孔子学院为主体，以学习汉语、汉文为先锋，使世界认识中国。 　　市场手段是以共同体为目标，以利益为途径扩大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同时市场也是北京解决纠纷的手段，如中越的南海斗争，有人就形容，中共在南海的钻油就象征北京在对越南的挑衅上改以经济对经济的手段为主。 　　论述手段是把自己的看法、想法、作法系统地外销，尤其是与西方世界冲突比较严重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议题，北京准备出版几本书代表现阶段中共官方，对上述议题的立场、看法和作为，在民主议题方面，主要的论点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如果从此一立场来看，此次公布“白皮书”的第五部分，强调的就是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规范，香港特首的选举就是协商民主加上选举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其次是强调“依法治港”和“依宪治国”是“一国两制”得以成功的唯一依据，从“白皮书”的角度来看，自香港回归以来，北京在统治方面一直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依据，“白皮书”强调了：“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制性法律地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以及一切组织和团体都必须以香港基本法为活动准则。香港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同时，“白皮书”特别强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这代表了对香港而言，所谓的“一国”已经从政治的“国”，变成法律的“国”，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说法，此权力被解释为“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即中央保留的权力：如国防、外交和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特别授权：如香港地区的行政权、立法权及司法终审权；监督权力：此一权力是从中国大陆是单一体制的国家所延申的自然之权，也是从中央授权香港的权力所派生出来。在“白皮书”中对两者均有阐述，但是对“监督权”，并无说明；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要提出“全面管治权”说法，从“白皮书”来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现的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都与此有关。”所以提出“全面管治权”是因为北京认为在当前香港的情势下，要继续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出发，看起来，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实践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 　　其三是香港特首的普选，在此一议题上，“白皮书”阐明了两个基本立场，也即北京的底线：一是“基本法第45条，普选行政长官的候选人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二是“爱国爱港”；乔晓阳称之为法律条件和基本条件，而法律条件原本没有问题，按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首的选举本来就是两阶段的程式，按理而言，有了这样的程式选出的特首，不可能有爱不爱国的问题，然而北京似乎仍有顾虑，所以明明白白地将之列为未来香港特首的条件。那么什么是北京说“爱国爱港”，乔晓阳很清楚地解释说“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三个基本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拥护。其中，爱国爱港、中央信任这两项标准，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又说“我说的是对抗中央，对抗不是指批评北京，为国家好怎么批评都允许，对内地有些事情“恨铁不成钢”，提些意见，哪怕激烈一些，都是爱国表现。对抗是互为对手，你死我活。” 　　“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可见北京对未来普选之“爱国爱港”，基本上有两层顾虑：顾虑是与北京对抗，政治顾虑是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上，如果香港特首是在行政作为上的对抗北京，则可以透过协商，协商无效，北京还可以使用行政手段减少或停止对香港的支持，不再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则特首就会面临香港内部的压力，而不得不作出调整，但是如果香港特首是在政治信仰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则有可能在外在的有效资源下，使香港变成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基地；所以在“白皮书”也点名了“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这是北京最大的顾虑，因此在香港特首的条件上，其实真正的条件就是“中央信任”，其他就都不是问题，为了确保特首的人选在政治上是中央信得过，所以才有协商民主加上普选选举的制度设计，我们以为香港有识之士在此一问题上，必须要理解北京的顾虑，然而北京也必须将香港人的爱国和爱党有所区分，才能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中，没有“党国一体”的传统。因此抽象地要求“爱国爱港”并没有问题，但具体如何形成法律概念，双方的法律学者及立法工作者可以协商，否则北京和香港民众互有顾虑，最终有可能伤及“一国两制”的实践。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