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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来临? | |
http://www.CRNTT.com 2014-04-28 10:39:07 |
这一集体行动的更深层影响则在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从此开始了猛烈的转向,中国的精英群体也开始分化:从“学而优则仕”转向了投身商业,追求并拥抱财富。 “92派”官员下海的示范效应也在悄悄影响着下一个10年的精英们的选择。在2002~2003年前后,当整个社会的环境再次发生变动时,又一波官员下海潮蜂拥而至。这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县处级乃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最惹眼的则是江浙等沿海地区。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策源地之一的温州,两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和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在江苏,仅盐城一地,就有东台市市长、阜宁县副县长、建湖县副县长等在内的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地产集团副总裁…… 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之所以再次成为潮流,除了受1998年及其后的各级政府机构裁减改革的波及,更重要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此时正处于政策异常宽松的蓬勃发展期。 也是在2002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几起与民企及民营企业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民营企业家在2001年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在2002年秋天的十六大上,7位民营企业家首次成为全国党代表。而在地方层面,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的省级工商联会长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任,尹明善、徐冠巨等民营企业家首度被推荐、当选为省级政协的副主席,这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副省级“高级干部”。 当时,整个社会都对未来走向充满着朝阳般的正向预期。人们从各种政策信号中似乎读到:中国民营经济的春天正在到来…… 影响官员下海的内外变量 然而,2009年起,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海水中被呛水,有的被劈头盖脸的浪头打晕,还有的几度挣扎后还是逃回了岸上……人们终究发现,在大海中,如鱼得水者终究是少数。 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游宪生,最初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但很快他就再次挂冠而去。此后,他又辗转了两三家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均在短期任职后便离开。另一位厅级干部,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之邀出任该集团CEO,但也是在呆了5年、挪了两个职位后便离开。此后,徐刚又先后出任了两家知名民企的总裁,均未呆满两年便黯然离去。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之际,此前着有《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的本刊原主笔、知名媒体人章敬平在对5年前的采访对象回访时发现,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他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他解释说,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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