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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来临？

http://www.CRNTT.com   2014-04-28 10:39:07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通过梳理案例，或可帮我们厘清其中原因。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预料到须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而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更重要的，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无奈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实际上，梳理我国前两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前两波官员下海潮背后 　　1992年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重要背景是，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不仅正式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也为当时的社会精英参与社会、发挥才智和热情指明了出路。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今，他们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界精英。比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担任副厅级干部的陈东升，就是在这一年下海的，他后来创办了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同一年，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处长的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长毛振华（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的董事长）等一批“学者幕僚”也转投商海。日后，他们被人称为“92派企业家”。 　　严格说来，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机关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其他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跳入“市场”淘金的洪流中。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草根企业家不同，“92派”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原本生活在广义的体制内，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然而，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挫折后，他们开始从理想主义的幻想中冷却，纷纷走出那个令他们当时看来颇为僵化、伤心的“体制”。“到市场中去”，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主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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