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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

http://www.CRNTT.com   2011-03-03 09:12:27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投入直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志”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于70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 　　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党国体制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法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志《当代》、创办以报道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志（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众的以学运知识分子为主的《南方》杂志。知识界开始引进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1988年、1989年分别成立了两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民主化乍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集结。前者是社会批判性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90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叠，但后来渐行渐远，并各自代表90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前几年，由于媒体管制放松，出现许多新杂志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别、小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叹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森教授也在《南方周末》发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别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鉴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分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的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分子难有发表与讨论的空间。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80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90年代纷纷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90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至今最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志，都经历和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自然削弱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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