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官为何反对考绩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0-03-22 11:10:58

中评社台北3月22日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台湾透明组织常务理事陈敦源今天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政务官为何反对考绩改革”，提出“值此考绩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各级政务官必须跳脱前述各种害怕考绩改革的理由，负起‘政务领导’的责任，诚实面对台湾文官体制改革的急迫性，并体认自身创造台湾民主治理长期绩效的天职。”文章内容如下： 　　近日考绩法修正案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有趣的是，从绩效管理的角度来看，“考试院”推动的“三丙滚蛋，最低三趴”改革，实质上可以增强首长对文官的掌控能力；政务官对于相关改革，应该举双臂欢迎才对，但是，包括“行政院”院长、台北市长与副市长，却公开表明不愿接受这个新的管理武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民主治理的“头家”是人民，藉由选举将“治国”授权给政务官，是为第一层的授权关系；但政务官独力难成事，须专业文官来协助，因此产生第二层授权关系。但老板与员工间，存在利益不协调而产生“授权失灵”的问题。比方说，政务首长为胜选施政，违背头家的公共利益，台湾各地的“蚊子馆”建设，就是第一层授权失灵的写照；再者，文官在电影《不能没有你》中的僵化与自保，违背首长“闻声救苦”的命令，是第二层授权失灵的现象。 　　二○○九年通过的《行政中立法》是针对第一层授权失灵的改革，让文官有不受政治干扰的独立空间；目前“考试院”推动考绩法改革，主要是针对第二层授权失灵处理，让政务人员为民服务的意志贯彻。但政务官为何不要呢？笔者认为有下面三种可能。 　　首先，政务首长是民主政府中来来去去的“陌生人”，文官则是受到永业制保障，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比政务首长还要“有影响力”的组织文化。新任政务官通常为推展政务，会与单位考绩文化形成“默契”，放任公部门长年来以“潜规则”（如新进人员、怀孕生产、自我进修等等拿乙等）替代客观绩效指标的作法，多年来两造相安无事。因此，今天“考试院”的改革，若具重塑官僚考绩文化的效果，政务官当然会害怕打破“默契”的后果，因为，他们都了解，事务官具备“不作声”反弹的软权力，可以让自己的日子很难过。 　　再者，政务官在“拿出政绩”压力下，缺乏意愿去关注内部管理；由于政务官通常会将有限时间，放在与政绩直接相关工作上，而将考绩这种内部管理工作，交由公部门常务首长处理。但“考试院”改革作法，基本上让常务首长怯于开铡，而向上推卸责任，导致政务首长需要在过去不用费心的内部管理事务上，花上大量的时间协调、安抚、甚至出面作最后的裁决，这样当然会影响到政务官冲政绩的心愿。 　　最后，是最糟糕的一种可能，就是政务官与事务官之间的“默契”，事实上是一种“合谋”。这种合谋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工作上，政务官在绩效管理上乡愿，就是放纵第二层授权失灵，以换取文官投报以努力创造“蚊子馆”式的政绩，牺牲台湾长期的利益；二是在选票上，因为文官本身就是选民，但是，如果文官说：“蓝营是不是票太多”的威胁话语，果真产生阻绝考绩法改革的效果，就证明当权政务官愿意以第二层授权失灵的后果，来换取少数死忠选票的支持。当然，这种选票合谋的后果，通常是由全民来承担的。 　　值此考绩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各级政务官必须跳脱前述各种害怕考绩改革的理由，负起“政务领导”的责任，诚实面对台湾文官体制改革的急迫性，并体认自身创造台湾民主治理长期绩效的天职。 　　更重要的，政务官应承诺，如考绩法修法通过，会主动投入相当的组织及个人资源，由下到上建构属于公部门绩效管理体系，包括公务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向“准司法机关”移动的改革、“公务人员协会”机制松绑与落实、以及“考绩委员会”的透明公开与考绩决策权实体化等配套措施，以协助新的考绩法改革得以落实。 　　面对考绩改革的种种争议，全民都睁大眼睛在看，或许，惟有心中没有二○一二的执政党，才能真正地拥有二○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