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

两岸关系新阶段的方向与目标

http://www.CRNTT.com   2010-02-14 00:21:12

孙中山是两岸的共同源头 　　中评社╱题：两岸关系新阶段的方向与目标，作者：刘源俊（台湾），前东吴大学校长、教授 　　孙中山是两岸的共同源头与自然凝胶 　　抛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众多复杂的历史纠葛不谈，两者的共同源头无疑是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当然就没有中国国民党；没有孙中山当年的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如何能成长？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基本上是由于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78年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所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所从事的各项计划亦是奠基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虽然过去若干年来中国国民党已悖离三民主义──只剩一半（民权主义加半个民生主义），中国大陆却在开始实施另外一半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加半个民生主义）。可说，海峡两岸虽各走各路，却存有保全三民主义的默契，孙中山是两岸凝胶。 　　一般说，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四者；这是从执政者的角度的说法。从人民认同的角度说，则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与文化三者。人民自有权不认同政权；人民若只认同土地、同胞、文化，虽不认同相关政权，政权还是必须承认他们是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发给“台胞证”吗？“中华民国”政府也应发“陆胞证”。 　　早有人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若是真心要“统一”，何不摘去“人民”一词，恢复“中华民国”国号，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当顿失凭依，不得不俯首称臣。另方面，若是“中华民国”改名台湾共和国，则是自毁长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力统一”的藉口，乃属“自作孽，不可活。”任何人都不至于愚蠢至此。 　　因此，在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孙中山思想的概括下和平共存似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有以俟新阶段大智大勇者的到来。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语言 　　2009年7月在长沙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在结论第一条标举“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谈文化问题，先要讲社会主义的源头。中国社会主义的源头应当回溯到《礼记．礼运》（大同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1945年，“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成为安全理事会会员国；1968年4月28日“中华民国”赠送联合国一方蓝色大理石碑，上面镌有孙中山先生所书的〈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一重要文物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后仍然存在）。 　　孙中山先生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有两项要点：一、中华民族固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孙中山先生继承这一道统）。二、我们一方面要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固有文化，另方面要采撷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共领导当局应谨记在心。以下例举两端，略加说明： 　　文字是文化的载具。中共当局当年推行简体字，固有其时代因素。然随着中国大陆人民与外界华人世界接触日广，中共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字的正统仍然保留在台湾，在港澳，在马来西亚。吾人不敢期望废除简体字，至少希望做到马英九所提倡的“识正书简”，最好是在小学教习正体字，也允许正体字书刊在大陆正式发行。两岸科学名词的会通与正误，当亦是一即刻而具体可进行的重要课题。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里的主流思想；而科学精神不祇与儒家思想原相通，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更是科学精神的上位思想。这点，两岸的大部分提倡科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科学界或非科学界）与当政者都尚未能认识到。 　　中华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西方一向视大学为“造就并管理知识”的场所──其任务包括知识的传授、保存、创造与传播。这符合西方文化的传统──“以智辖德”。有些大学重视所谓“通识教育”，以与“专业教育”相平衡，但其中所强调的仍是关于知识的教育，只不过强调专业以外的知识耳。 　　“中华民国”〈大学法〉第一条以前的文字是：“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93年公布的新〈大学法〉第一条文字改为：“大学以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为宗旨。”换言之，已不强调研究“高深的”学术，也不强调养成“专门的”人才。实际上，有些大学把研究学术放首要，有些大学把培育人才放第一，有些大学则以服务社会（推广教育）为重点。1970年代以后，各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以补“专业教育”之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相应的文字是第四条：“……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五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大学也开始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以补“专门教育”之不足。 　　若只重视知识的造就与管理，其后果则会是学术风气、学术伦理与学术品质的败坏。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既重视德性，又重智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在西方，即使是沿着重视知识这条道路，艾德勒（MortimerJ.Adler）也指出：“知识”的最终目标是为获取“智慧”。19世纪的纽曼主教还有一段话，颇有启示：“大学之道，博大而平庸；在提升民智，教化民心，淳化民风；在为大众立心，为生民立命；在发扬并匡正时潮；在利导权势，在改善平日交往。……”他的观点与中国儒家相近，注重德性与智慧。 　　一般西方大学教育里虽并不讲德性与智慧之类，但他们在大学外另讲求宗教以补其不足。但若中国现代大学也学西方，在大学里只重视知识，在学校之外又没有宗教的潜移默化，就有很大的盲点──换言之，德性既无从培养，智慧也无从启发。更何况，现代的家庭教育已经式微或受扭曲，不足为恃！ 　　2008年以来，全球已陷于金融风暴的危机中；究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其中隐含的问题包括：能源与资源匮乏乃至逐渐枯竭、大气增温因而天灾益频、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道德伦理沦丧、科技挂帅与恶性竞争、意识型态冲突（特别是穆斯林与基督间的）、资讯泛滥……，人类前途其实茫茫。展望未来，人们应全盘重新检讨大学的宗旨与做法。 　　在这方面，台湾与大陆的大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除了彼此撷长补短外，应互勉在高等教育的宗旨里，在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与服务社会之外增加“砥砺德性”、“启发人生智慧”，与“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和谐发展”三项。换言之，大学对发扬中华文化与关怀人类前途负有更高的使命，非祇是“促进国家发展”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已。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