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郑永年：中国要有自己的民主选择

http://www.CRNTT.com   2015-03-17 10:51:35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往往将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视为是不可验证的，因为很难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间，找到因果关联。   　　除文化之外，另一个广受强调和重视的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鉴于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发达，很多学者试图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和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参与意识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有助于民主的发生和发展。   　　不过，这马上出现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有的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其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却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呢？再者，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如多党制和选举）来说，任何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亚洲社会分成三类，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会，就会发现这些社会，有些已经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些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中。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会都具有西方所定义的民主特征，即多党制、选举、政党轮流执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不一样。人均国民所得1万美元的国家或人均国民所得2000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化，但两个民主的品质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和平理性，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暴力和非理性。同时，民主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社会在民主化后，政局不稳，导致低度发展；一些社会则在民主化后，陷入了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原来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社会，民主政治无从形成有效政府，从而走向民粹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由于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学者转而强调领导人对民主的态度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态度，民主化进程主要取决于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所做的决定。从经验上说，这的确在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但这又怎样呢？领导人可以促成社会的民主化，却没有能力决定民主的品质。亚洲社会并不缺乏对民主具有虔诚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们终身追求、践行民主，但并没能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之，那些对西方民主抱有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生前或者身后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们所批评甚至攻击，但正是他们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义。 　　实际上，对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地缘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却把地缘政治这个关键要素排挤在视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没有了竞争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也逐渐消失。苏联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中落败。正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促进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有效鼓励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把民主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如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上世纪末就预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将在中东、北非等专制国家发生。民主化的确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但不是内生的，而是西方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其它种种推动民主化的努力，很难想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实现民主化。结果又怎样呢？这些由外力推动的民主，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愿望呢？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