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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治和解的三大障碍

http://www.CRNTT.com   2013-12-23 09:43:58

他信执政期间，泰国社会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尤其中下层民众更是深受其惠，从而为他信派系赢得了农民群体的拥护与支持。不过，进取性的改革道路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泰国社会经济正面临发展瓶颈，再加上“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发展红利不足以弥补改革成本。于是，如何在存量改革中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也就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的关切重点。 　　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尽管占到总人口的近七成，但是相当贫困，根本无力承担改革成本，至于新资本集团，尽管占有巨额财富，但规模相对有限，并作为执政集团，很容易利用制度和法律疏漏将成本转嫁。于是，他信式改革的成本，事实上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军人集团、官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军人威权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承担，从而引起各方不满。 　　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泰国国王的“知足经济”道路，要求遵循保守性的改良道路，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知足常乐”宣传引导弥合社会裂痕，规避全球化和市场化风险，自力更生地稳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2006年“9·19”军事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将“知足经济”道路写入《2007年宪法》，使之成为泰国法定的国家发展指针。不过，无论是2007年的他信密友沙玛领导的人民力量党政府，还是2011年他信么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都在沿着“他信经济”道路继续前进，从而引起“反他信”阵营的强烈不满和持续不断的反政府运动。 政治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1980年代以来，泰国政治权力结构始终保持相对平衡的互制格局，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地方政客、城市中产阶级等各派政治力量彼此制衡，保持政治体系运作的稳定和有序。 　　90年代初，军人集团以“反腐败”为由，发动政变压制地方政客的权力扩张，并试图借势掌权，结果引发城市中产阶级的大规模示威集会，并导致“5月流血”事件，最终在普密蓬国王斡旋下，军人集团被迫交出政府权柄，才使得权力结构再次恢复平衡。 　　90年代末，由于地方政客权力扩张，以城市中产阶级为首的各派力量共同推动了《1997年宪法》颁布，试图通过制度建设对地方政客加以规制和监督。从结果来看，新宪法有力约束了地方政客的权力滥用，但却并未恢复权力结构的平衡，而是促成了他信派系的政治崛起。 　　作为新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的成功得益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来自于新资本集团的充裕政治资金；其次是对农民群体的政治动员，促成了新资本集团“资金”与中下层民众“选票”的有效结合；再次是《1997年宪法》中有利于大党发展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改革。 　　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泰国各派政治力量起初对他信派系的崛起持乐观态度，认为具有强人特质的他信出任总理有利于引领泰国走出困境。不过，随后数年间，他信派系迅速扩张，不仅通过2005年大选囊括了众议院3/4议席，组建了泰国首届“一党内阁”，而且通过“银弹攻势”对宪政独立机构加以渗透，使得各派政治力量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对他信派系形成有效制约。再加上他信本人的企业总裁式专断作风，以及进取性改革主张，最终促使各派政治力量在2006年联手掀起“反他信”政治运动。 　　对于“反他信”阵营而言，推翻他信政府不过是形式，恢复权力平衡结构才是根本。“反他信”阵营主持颁布的《2007年宪法》增补了诸多权力制衡安排，试图以此约束新资本集团的权力扩张。但问题在于，随着农民群体的政治化，泰国的政治生态早已不是少数精英的政治妥协所能主导。 　　2007年和2011年的两次大选，他信派系在“反他信”阵营的压制下，依托占总人口近七成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民众的支持，不仅成功赢得大选，而且拥有简单多数的席位优势。这就使得反对派的民主党根本无力在国会发挥制衡作用，从而使“反他信”阵营对重建政治权力平衡结构的期望落空。再加上普密蓬国王年事已高，致使长期被视为权力平衡结构重要支柱的王室—保皇派日渐式微。这就使得“反他信”阵营更急于对他信派系进行压制，以避免他信在后普密蓬时代成为无可制衡的“民选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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